叶自成：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思考

【内容提要】在我们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时，不仅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且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采取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仍然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和基本指导意义的，我们必须坚持用它指导我们的实践；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未能对一些新的形势进行分析和论述的，我们应当既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又根据实践的情况加以深化和发展；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某些论述的特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当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新的思考，得出新的结论。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遗产本身，是今天我们对这位伟人一百周年诞辰的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关键词】 邓小平；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

邓小平是对当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改革者、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具有大智慧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而且也将对今后的中国外交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一 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主要任务

对任何伟人的遗产都有一个继承的问题，邓小平外交思想中需要我们继承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他所在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分析仍然适用于观察今天的国际社会，尤其是他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对国际格局本质的理解，他分析和观察国际形势的基本方法，是需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的。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带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即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和决定问题的同时，把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邓小平曾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①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表现为超越意识形态，以现实主义精神与各种类型的国家打交道。不仅在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也同样不能受到“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意识的影响。邓小平的外交哲学是邓小平留给中国最珍贵、影响最久远的外交遗产。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外交哲学的鲜明特色。根据时代变化的特点及时制定和修改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以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把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邓小平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在我们纪念邓小平这位时代伟人百年诞辰的时刻，我们当然要牢记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的许多精辟论述，但最重要的还是发扬光大邓小平的外交哲学，以这一哲学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邓小平的外交哲学是邓小平外交遗产的精髓，具有超越时代的恒远的指导意义。

但中国这样一个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国家，又不能只讲现实主义，只讲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也包括合理的理想主义的成分。邓小平曾经宣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侵略就反对谁”。②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立场，也反映了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理想色彩。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大都是悲观的。而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特点是乐观主义精神。邓小平的乐观主义来源于他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来自于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的追求，尤其与他三上三下的特殊经历有密切的联系。邓小平曾经对人们说，为什么他能够保持健康，“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③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在许多问题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邓小平相信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一定可以避免；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大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集团政治、霸权政治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战争，谁搞霸权主义，最终都得收缩回来。绝对优势也没有用，到头来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①正像邓小平经常说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他相信世界的未来，相信人类的未来。

（二）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 邓小平是极为明确地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 年10 月31 日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②

什么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关心的利益的体现，中国的国家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应当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就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在1978年后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中国从20 世纪80 年代的第一天起，就必须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这不仅是指国内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且也是指中国的外交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分散精力，四处出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是要为中国建设“四化”创造更好的外交环境，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开创新的外交格局。一心一意搞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让中国发展起来，富强起来，发达起来，这就是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其他的一切都要服务于它。邓小平还指出，各项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外交工作，都必须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①也可以说，在邓小平的思想中，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总战略不能动摇

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有许多战略思想，“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出发的”。②邓小平曾一度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的全球战略。

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在所有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处于根本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对外总战略和最根本的全球战略。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所以，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它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具有纲领性质，是总政策、基本政策，在中国当代的外交战略体系中，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将处于支配、制约其他战略的地位；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中国的外交走向，其他战略不论如何变化，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关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曾有过较大的争论。我认为，尽管国际形势和邓小平时期相比有很大变化，冷战后形成了美国一超与多强并立的格局，出现了国际恐怖主义引发的巨大变化，地区热点、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坚持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仍然是今后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的，是不能动摇的。

（四）坚持对外开放一百年不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和近现代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论述。

邓小平指出，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①中国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发动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深化了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深化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可能性的认识，深化了对外开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五）“一国两制”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大智慧的体现

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我国国内运用的表现。他在1984年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②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用于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符合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它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完全是和平的、互利的，又与美国一再表明的希望两岸用和平方式统一的愿望一致。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所以，“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思想用于台湾问题，当然也考虑了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做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还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①

“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大的特点，是同时考虑有关各方的合理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开始就已经考虑到国际争端的解决。②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的方式不仅适用于与中国内部有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