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政治学家评民粹主义

这一组关于民粹主义的评论，由18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撰写，最初发表在2016年11月2日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原编者在按语中指出:

民粹主义正在四处蔓延，迅猛发展。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何兜售民粹主义的人能大受欢迎？他们的政治风格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其背后是否有着某些深层次的力量？民粹主义和民主是否有关？如果有，又是何种关系？是否如一些人所坚称的那样，民粹正是民主的精粹？是否正是为了民主的发展，新民粹主义才受到欢迎，受到控制，并且成为主流？或者说，民粹主义正处在一个危险的政治平衡上，对于民主制度来说不过是饮鸩止渴，它会损害民主制度，从而培育出蛊惑人心的政客、尾大不掉的企业和颐指气使的权力？

约翰•基恩（John Keane）,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古希腊人知道，民主制度可能毁于富人与权贵之手。蛊惑人心的政客暗中支持他们以人民的名义统治人民。希腊人甚至发明了一个（现在已不再使用的）动词来形容人民是如何在掌握权力的幻觉中被统治的。他们将它称之为：demokrateo，而我们则正好需要这一词汇来理解现代民粹主义中的矛盾。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现象。数百万人感到愤怒、无力、不再受到社会的关注，于是他们运用民主政治中的各项自由权利，集结起来进行公开的抗议。分析家D.W. 温尼科特(D.W.Winnicott)运用demokrateo这个概念提出警告：那些感到失落的人们正在反击。人们感到被羞辱之时，就是民粹主义兴起之日。他们会毫不吝啬地支持那些允诺给予他们尊严的煽动者。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天生”渴望领袖，或者屈从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血脉中的“法西斯主义”(the inherited  “fascism in us all”)。民粹主义之所以如此诱人，是因为它能唤起人们对改善生活的期望。但这样的改善是有代价的。作为允诺人民主权的交换，民粹主义很容易大量塑造一些像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欧尔班(Viktor Orbán)和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ğan)一般的典型人物。与19世纪专注于解放运动的民粹主义不同，今天的民粹主义常常引发排外的效果。要求对话或者错误地期待民粹主义会走向自我毁灭早已经不是能阻止demokrateo蔓延的良方。我们需要一些更加激进的民主：公平地重新分配权力、福利和机会，并以此来证明民粹主义只是一种虚假的民主。曾经，这样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的活动被称为“民主制”、“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

本杰明•墨菲特（Benjamin Moffitt）, 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

为应对民粹主义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胜利回归，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停止默默摇头假装震惊。媒体上的权威人士，主流政党，民意调查者，各个领域的专家都一直为民粹主义者们的成功感到大惑不解：想想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脱欧(Brexit)、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罗德里格•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但他们都不是奇怪的特例。这一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这一切何以发生在此时？至少有五个重要影响因素。首先，现在“精英”由于各种原因令人感到厌烦。其次，正在转变中的媒体格局更偏爱民粹主义者那些简单的、抓人眼球的、戏剧化的信息。再次，过去十年民粹主义者的表演越发内行，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另外，民粹主义者们抓住了这个危机重重的机会。他们不仅在应对危机方面，更是在引发甚至固化人们的危机感方面大获成功。最后，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在揭露现代民主制度的不足方面亦是成就显著。因此，别再惊讶，别再因为难以置信而连连摇头，别再因为我们不断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呆若木鸡。现在是时候承认一个事实了：民粹主义早已占据了世界政治的中心位置。

克里斯托巴尔•罗维拉•考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迭戈波特尔斯大学（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无论你喜欢与否，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都在迫使民主国家回答关于合法性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公民感到自己被主流政治力量所背叛。在更大的程度上，那些未经选举的机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虽然经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可以就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但可供他们腾挪的空间正日益受到非选举机构的压缩。理论上这些机构是自治的，并且致力于提供公共物品。不过，并没有什么能防止非选举机构横行霸道或与少数权贵同流合污。回想一下吧，美国最高法院强化了金钱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而欧盟在试图迫使财政部门为大萧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时却遭遇失败。民粹主义者常熟练地将这样那样的问题政治化，而这些问题常常是当局所忽视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政策的制定者和学者们必须避免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他们常将自己描绘为善良而机智的斗士，正在与邪恶而愚蠢的民粹主义者相抗。解决民粹主义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促使他们进行真诚的对话，并且请他们就政治化的那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简•杰隆卡（Jan Zielonka）,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统治西方世界的精英们最近为他们所有失败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替罪羊：他们将其称之为民粹主义。他们表示，美洲、欧洲或澳洲的未来将会一片光明，如果不是因为一大群民粹主义者正在破坏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努力创造的一切。这些讨厌的民粹主义者用简单的答案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他们依靠狭隘的道德判断玩弄辞藻，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并且对竞争对手进行不正当的人身攻击。他们妖魔化精英，理想化平民，并挑动后者对抗前者。民粹主义者们常常操纵困惑而一无所知的选民。他们使得精英很难再以一种理性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治理。他们编造的故事都严重扭曲，因而全不可信。但是，如果简单的答案公平、有效并且能够通过民主程序，那么它就不容置疑。依靠道德判断玩弄辞藻不也是统治精英们的日常活动？还可曾记得2003年前夜入侵伊拉克时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一说？至于说诽谤对手并大开空头支票，这也早已成为主流政客们的家常便饭。并且，实现人民的意愿有何不妥？难道选举本身不就是一种确定公民们政策倾向的手段吗，而不仅仅是政客们的选美大赛？今天的主流精英，无论中左和中右派别都假设政府是一种代表无知大众的理性管理机构。但他们的政治行为背离了他们早先宣称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容忍着四处肆虐的不平等，监视公民，折磨囚犯，侵略别国。民主与专制之间、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界限已经日益模糊。如此一来选民走向另一种选择就毫不奇怪了。统治精英们在责备别人时应当首先从镜子里看看自己。

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 新大学（University of Niigata Prefecture）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中推测，一百年以内生产力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使得人类不再需要工作。而至于经济学上的一些问题――如何生产及配置商品及服务，如何分配财富――将会不复存在。经济学将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正如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生产力迅速提高，但经济政策却显然没有减少对工作或消费的需求。可以理解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据此力证，最近就业率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或多或少解释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将会获胜。并非如此！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并非经济政策的终结，而是民粹主义的开端。全世界的人民现在都为民粹主义朴素的标语所引诱。而这正是一个问题：为何凯恩斯没有想象到经济学死亡之后将会是民粹主义的勃兴？

萨米•波格列宾希（Thamy Pogrebinschi），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Berlin）

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有高度争议性的，要厘清民粹主义概念的轮廓，说明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区别既是最佳也是最糟糕的起点。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产生出不同的观念、身份和效果。民粹主义是空洞的，因此可以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因此，民粹主义话语可以支持排外或者融合。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经验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区别。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尝试吸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无所适从的工人与中产阶级市民。在当代欧洲，民粹主义企图排斥那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在战争和资本主义体系下无所适从的群体。然而，在两个案例中，对于人民主权的呼吁揭示出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深层的张力。因此我们应当更少关心不同的定义，并探究真正的问题：代议民主是否被资本主义遮蔽以致它不再能够为作为其基石的人民主权留出空间。

乌尔里克•居罗特（Ulrike Guérot）, 克莱姆斯多瑙大学(Danube University Krems）

用两百字来论述民粹主义仅仅足够用来指明，一个世纪之前，在民粹主义变为针对右翼政党，如德国新选择党(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Hungary’s Fides)和法国的国民阵线(the Front National in France)的脏话前，民粹主义是社会民主所付出的代价。普通群众对于左翼领导人，例如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和茹费理(Jules Ferry)，来说是重要的。这些领导者关心普通民众，尤其是被剥削的工人群体，他们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关爱是他们的关键词。今天，好像没有任何人关心人民。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欧洲的利益受损者，那些大部分生活在被摧毁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只能依靠自身。如果他们失败了，由于缺乏教育和生活机会，他们被告知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的自由社会中。对于民主的憎恨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机会，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只是一个虚构。因此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警告我们：由于离开了平等就不存在自由，反抗和改革政治秩序的权利是一种人权，尤其是当平等的自由和尊严遭到碾压的时候。民粹主义者知道这点。

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 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从应然的角度看，事情是清楚的：坚持平等、全球正义、民族和宗教宽容以及人权的世界主义者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民族宗教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