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 ：中国民粹主义本质是官本主义的伴生物

民粹主义在中国学术界谈论已久，且有被泛化的趋势，许多人把中国的以及世界范围的以平等为主要价值诉求的各种思潮都冠以民粹主义之名。近年来，随着网络民主的发展，民粹主义又成为网络媒体的热词，有的人甚至称其为“草根阶层”的意识形态，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究竟何谓民粹主义，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来，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一直未能成为有影响力的思潮，人们对之的关注也是日渐式微。然而，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民粹主义情绪和思潮却似乎时来运转，被不少人视为“社会主义”的精髓和正统，被认为是底层社会正当的或正义的呼声，是抵制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对公平的呼吁和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爱。

与此同时，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内一旦出现民众的群体性抗争行为或网络围观事件，就会有人在那里喋喋不休，批评这是民粹主义泛滥。有人甚至进一步追溯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有民粹主义传统，并以太平天国、义和团为例，谴责民粹主义是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源，要求像痛打落水狗一样，将民粹主义斩尽杀绝。

如此一来，人们在用民粹主义评价中国社会现象时，存在对民粹主义和官本主义的双重误读。在用民粹主义作为标签的两类不同的人们中，似乎都没有对于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做过清晰和系统的定义，不同的人们各有各的理解，各自在甚为不同的涵义上使用这一标签。

对于中国那些被指称的“民粹主义”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导用俄国和拉美国家关于民粹主义的概念，而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廓清，才能科学地对中国民粹主义与域外民粹主义加以区别，进而找到防治民粹主义的中国路径。

应该承认，中国历史和现实中都有过民粹现象和民粹主义流传，但中国民粹主义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式，与俄国及拉美国家是大不相同的。在俄国和拉美国家，民粹主义通常是作为反抗国家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而中国的民粹主义，由于缺乏经济根基和社会归附(没有类似俄国那样的村社公有制)，常常是与官僚政治相结合的或者是依附于官僚政治的。因此，在中国，与其说民粹主义是官僚政治的对抗物，毋宁说是官本主义压力下的副产品，是官本主义的伴生物。

这里所说的官本主义，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民本而言，它是以官为本位的;二是相对民主而言，它是以专制为核心的。

据俞可平的解释，官本主义实质上就是君主主义。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总代表。皇帝是“人主”，不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的主人，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义。所有的官都是为君王所设，皇帝掌握着官职设置以及官员升迁的决定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县令从法律制度上讲也是由皇帝任命的，这个权不可能下放，皇帝掌握着官员的命运。

同时，官本主义也是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既是官本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以君主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君主。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君主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法律，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无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从控制物质资源，到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也可支配私人领域。

自古以来，在中国政治大合唱中，就是官本与民粹的双重变奏(或合奏)。从根源上来说，中国是缺乏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因为中国缺乏俄国那样的村社公有制。

在传统的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君主专制主义，或者是前述的官本主义，基本上没有民粹主义存在的条件。即使社会中自发产生了某些民粹现象，最终也基本上是与官僚政治同流合污。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民粹现象最终只能是两种结果：一种官逼民反，民众因为忍受不了官僚政治的压迫，扯旗造反，闹它个天翻地覆，民粹主义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另一种结果是民粹主义被官僚政治吸纳利用，成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总之，民粹主义都是作为官本主义的伴生物或附属物而存在的。

现实中的民粹主义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民粹现象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发生机制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最近一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恶化多有微词，然而，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为什么会恶化呢?恐怕问题的根源不在平民百姓，甚至板子也不能打到民粹主义身上，而是官本主义膨胀的结果，是官本主义加剧了官民矛盾、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实质上看，说到底都是官与民、权力与权利的矛盾。

大约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苦头之后，中国的一些官员和知识精英们，对于民粹主义这个外来的社会现象，有着直观的反感和抑制。每当社会上出现民众闹事或维权抗争时，就会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在那里呼吁：这是民粹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表现，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殊不知，现实社会中民众的一些呼声，恰恰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中的深层问题。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迅速，有些人未富即贵，一些知识贵族和社会贵族在短短的几十年迅速成长起来，但又都缺乏西欧贵族那种宽容、文明的精神气度;中国曾经是一个特权流行的国度，社会中最缺乏的就是平民精神、平等观念和人权意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扬”、“一旦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由于人们都是朝着做人上人的目标而来的，所以社会越发展就越不平等，人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发财致富，而对于社会中要求平等和公平的呼声熟视无睹。

现实中国确有仇官仇富的现象，但更有求官求富的追逐，后者更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这里的确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或者说什么角度)去看待现实社会和网络民意表达的问题。

在中国当下社会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反民粹主义不能成为权贵、精英们的指手划脚，也不能成为拒绝深化改革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遁词。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有的人可能将当前所谓民粹主义的危害放大了，以至于将一些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正当的权利维护乃至抗争，都视为是民粹主义行为。我们的一些官僚政客和知识精英，常常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式，高高在上，目无大众，用一种貌似理性的姿态和言语，随意指摘民众的合理呼声为民粹主义，他们不了解民众的疾苦，也不愿去解决民众的问题。倒是300多年前的郑板桥道出了各级官员和知识精英们应有的情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在这里要呼吁的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应该持平常心、行平常事、做平常人，不要把自己或某些人当作天才、当作救世主。须知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在社会上，有一种并不准确的认识，认为民粹主义与平民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同胞兄弟”。其实，民粹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小农的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和民主主义差别很大。在缺乏民主传统和平民精神的中国，需要民主主义和平民主义启蒙，一个祛除了官本主义的自主自治的平民社会倒是中国所需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抓住所谓民粹主义不放，而对于官本主义的危害熟视无睹，这就如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不可能触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因此，正确的路径应该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既防民粹主义，更要反官本主义。

我们需要谨防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借反民粹而束缚民众的正常维权行为，为特权利益辩护;另一种是利用民众的某种情绪肆意将其扩大，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

因此，真正廓清民粹主义和官本主义的关系唯有一途：切实实行民主和法治。通过发展民主，畅通公民表达渠道;通过推行法治，完善正常社会秩序。

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官而不在民，但解决根本问题的出路却在民而不在官。这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辩证法。对此，70多年前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中曾经有过揭示。他说，能否最终清除官僚政治的流毒，与其说在官，不如说在民，因为官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只要有官，官僚政治就可能存在。

只有当民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能够自觉自主地处理自己和国家的事务的时候，才是官僚政治寿终正寝的时候。对于中国民粹主义和官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民主发展前景，也该作如此观。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