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萨松：20 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

摘要：本文是萨松教授于2008 年6 月4 日在中国社科院马研院的演讲。本文指出, 讨论社会主义的含义, 有两种方法: 本质论和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方法出发, 社会主义者由于在工业化国家和欠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任务不同, 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主义。前者在19 世纪末区分了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随着选举的胜利, 社民党逐渐放弃了其长期目标。社民党在欧洲取得胜利与后来失败的原因是相互关联的, 即把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管理者, 并成功地使其民主化, 而当资本主义从各个方面向全球扩张时, 这种国家为主导的战略就失效了。社会主义继续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 现实中的任何重要政治力量愿意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关键词: 20 世纪； 欧洲；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人们如果要讨论社会主义的含义, 就会面临两个相互区别, 但又不是不相容的方法: 本质论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本质论方法的根据是马克斯・韦伯的原则, 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类型, 是从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或行动中推导出来的。一旦这个概念构建起来, 就会用于评判历史上具体的政治组织及其积极分子和思想家, 并评估这些组织符合理想类型的程度, 以及这些组织为什么及何时分裂, 还对例外行为进行说明。这种方法给人很大的启发, 仍然被广泛接受和运用, 即使其理论的严密性十分令人怀疑, 因为这种界定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某种任意选择之上的。

这种方法还有另外的缺陷: 如果严格遵循这种方法, 就不能说明历史的变迁。一旦理想类型被确定, 新的因素就不易加入理想类型中。但是, 社会毕竟在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当某些新事物出现时, 如修正主义者的阐释, 人们所必须做的就是把理想类型提升到可操作的层面, 如果必要, 去掉不再适合的部分, 并加入新的东西。于是, 社会主义的概念被更新, 能够继续有效, 并包含了各种新含义。相反, 社会学家可以捍卫原有的理想类型, 宣称新的修正不符合理想类型, 于是宣布社会主义死了。这样, 他们维持了“社会主义” (即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 的生命, 把其身体置于生命维持机之上,等待更好时机的到来。这种现代化者与理想类型坚守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了政治运动的常态, 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其中至关重要---正如社会主义和宗教运动一样。

从上面的评论可知, 很明显, 我赞同第二种方法, 即历史的方法, 尽管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这里并不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界定: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我也不能作出预测: 社会主义的死亡, 就像封建主义的死亡一样, 只能在社会主义获得普遍认可, 并不再引起争论, 也就是再没有社会主义左派之时, 才能宣布。

正如所有历史相对论的叙述一样, 历史的方法永远存在着落入决定论的危险: 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发生。意识到这一点很有用, 而且也要注意, 在确定的环境中, 事物可能会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实际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尽管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于工业社会早期, 并随其发展而发展, 但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过去、现在, 以及完全有可能将来的工业社会中并不存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 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存在于某些刚刚工业化的社会中。

两种社会主义

20 世纪初的欧洲,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赞同的马克思理论认为, 社会主义是事物的一种状态, 将会战胜资本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 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美国并没有社会主义运动, 而且最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如英国, 拥有强大的工会, 但社会主义政党仅处在萌芽阶段。相反, 欧洲某些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 如意大利和芬兰, 拥有相当强大, 并获得选举胜利的社会主义政党。

俄罗斯的西化派认为, 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亲斯拉夫派则认为, 俄罗斯将能够跳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而且, 根据俄罗斯农村公社所包含的原则, 俄罗斯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公正。

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逐渐达成了显著的共识: 俄罗斯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问题。问题在于, 这个任务是应该留给资本主义者自己解决呢, 还是应该直接由社会主义者来承担。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接受了这种主张, 即为了取得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成功, 工业化必须由国家控制, 但这并不是说, 国家必须拥有生产资料。各种可能性仍然存在: 国家可以用显然不能够行使其历史使命的资本家阶级来代替自己；同样, 国家还可以鼓励资本家, 并帮助他们使该国完成工业化； 或者, 国家可以激励某些领域的企业家, 例如在农业或在新的和利害关系小的领域； 或者国家可以向管理准市场的经理阶级提供经济鼓励, 即使准市场中私有制已经被取消。国家与市场适当混合决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也当然不是仅与十月革命有关的问题。毕竟, 俄罗斯随后的大部分历史,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再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 以及20 世纪60 、70 年代有限而不恰当的经济改革, 都可以看作是有关市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这种社会主义, 或者说发展社会主义, 可以描述为一种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其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 但其实际的任务是发展工业化社会, 其条件是如果社会主义者不这样做, 没有人会这样做(国家就会停滞) 或者外国人就会这样做(国家就会变成殖民地) 。这种社会主义---人们试图界定为建立资本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共产主义及其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相重合。

我这里关注的是另一种社会主义, 即被视为管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任务并不是发展工业化社会, 而是管制工业化社会。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有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完成之时才上台执政, 并不像共产主义者上台执政那样, 经常面临着使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必须发展工业化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则必须管理工业化社会。共产主义者在欠发达社会中占优势, 社会主义者则在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中占优势。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矛盾是, 管理市场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这是社会主义者最终所要做的。在19 世纪末, 社会主义者区分了最终目标和中短期要求。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含混地界定为取消私有制和社会阶级。短期要求则变化多样, 但是总体上, 他们的目标是取得三项成果: 第一是使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化, 第二是管制劳动市场(如八小时工作日) , 第三是劳动再生产成本如免费医疗、养老和国家保险---所有本来由工人个体所承受的成本---社会化。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福利国家。

这种政治所包含的价值观是平等、社会团结和建立最低生活标准。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地位, 他们所有人(包括妇女) 必须投票, 必须被平等对待, 具有相同的权利。疾病、失业和退休将由集中管理的共同基金来保证。体面生活的最低标准并不能由受市场专断的市民社会领域来决定, 而应成为政治问题。国家将被要求强化保护制度, 如果让市场力量来决定的话, 保护制度将不存在或将以最基本的形式存在。这就是把工作条件置于国家管制之下的基础: 医疗和保障程序将被强化和强制实施, 并对工作时间进行限制。为了迫使国家这样做, 就必须使其民主化, 使国家摆脱统治阶级的完全控制。

社会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更坚定地捍卫个人的民主权利。但是, 在追求其第二个目标时, 即管制工作时间, 更普遍的是管制工作条件时, 社会主义者明显采取了集体主义者的立场。资本家与工人的契约关系是一种个人对个人的契约关系。作为契约工资的交换, 每个个体工人在确定的条件和工作时间下, 承担确定的工作---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称之为“形式上”的平等, 契约关系掩盖了权力上巨大的不平等。

工会的形成是一种集体矫正这种不平等权力的方式。它们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各种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存在阻碍他们有效行动的合法障碍。当涉及政治上强制执行最低标准时, 工会就支持运用国家权力阻止企业家以牺牲工人的利益进行竞争。

第三个目标, 即建立后来所谓的福利国家, 需要使某些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社会化。集体税收基金(中间阶级认为不成比例地作出了贡献) 或者强制从资本家那里抽取的资金, 会用于帮助支付养老金、国家保险和医疗支出。这将明显有利于工人及其家庭, 但也让企业家们降低了工人工资。尽管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但非工资福利的发展意味着货币工资(与实际收入相对) 就会比没有其他福利情况下的工资低。

各国成功实现这些目标的情况各不相同, 大部分取决于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对力量, 经济的富裕程度, 土地贵族利益的权力和统治地位, 盛行的政治风气, 教会的立场等。例如, 在世纪之交, 美国经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工人造成了工人之间的分裂, 难以形成具有政治倾向的强大工会,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某些资本家能够选择高工资战略(福特主义) 。

英国则走了不同的道路。19 世纪时, 其工人阶级数量庞大, 并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具有长期斗争的历史, 以至于没有一个主流政党敢于忽略工人的力量。结果是, 在19 世纪后半叶, 在社会民主主义找到出路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之前, 自由党和保守党相互竞争工人阶级的支持, 并把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诸多方面纳入了自己的纲领中。这有效地在英国延迟了如德国社民党一样的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在欧洲大陆, 类似的共同选择过程正在进行: 国家需要采纳来自下层阶级的要求, 并采取德国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由俾斯麦创立, 并得到社会主义领袖斐迪南・拉萨尔支持的形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处于这一运动的前线, 最终, 以教会为基础的政党也加入了进来。

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国家

在20 世纪之初, 社会民主主义中期纲领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可以在其他政党的纲领中以某些形式出现。人们不再可能如同以前那样, 在社会主义者与非社会主义者之间根据现实政策来划定明显而永久的界线。

当然, 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社会主义者仍然忠实于长期目标, 即实现后资本主义社会, 具有一套独特的象征, 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提出他们的要求, 追求并探索诸如政治罢工之类的新的斗争形式, 仍然反对公开与其他政党合作, 宣称反对教权主义---除了英国之外。

反社会主义力量持续不断地试图容纳社会主义的要求, 这显示了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和他们塑造并影响政治发展的能力。但是, 这也使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构建一种充分具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政策。

民主的扩大, 福利国家的建立, 工作时间的控制, 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人们总能够发现, 非社会主义政党也提出并实施类似的要求, 无论他们是右翼、中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或民族主义政党。从一开始, “社会主义”就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特权。

的确, 社会主义者在其日常实践中, 不得不修改其要求, 接受妥协, 但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亦然。改良主义取得了胜利。

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同其他所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胜利一样, 在于它并没有垄断其所代表的一切。从政治上说, 胜利在于确保人们所视为正常或适合或可能的一切, 成为共同的态度, 即整个国家的共同特征。但是, 为了实现这一点, 社会主义者必须详细地提出这些要求, 并脱离与之相伴的完整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和语言) 。这只有在意识形态价值与实际政策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而松散之时才能够实现。这恰恰是因为, 支持适当的养老金政策而不追求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 适当的养老金政策也能够由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来提出。

提出社会主义的政策, 作为一种政治纲领, 与其他政党的纲领部分重合, 这将有助于强调长期目标与所使用的象征符号及特定阶级权利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