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克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原因及其再评价

[摘要] 本文基于文献学考察和文本分析，得出如下新结论：1.《提纲》写于1845年春夏之交；2.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是受到赫斯《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晚近的哲学家》的影响；3.《提纲》是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过渡性著作，不宜脱离语境对其做过高评价。

[关键词] 《提纲》 写作原因 再评价 赫斯

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特别青睐。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代表人物到今天中国“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实践辩证法”）的倡导者，大都忽略了这一文本的语境（context）。本文旨还原《提纲》的写作语境，并通过考察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为进一步客观、科学地评价《提纲》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地位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

一、巴加图利亚与陶伯特围绕《提纲》写作时间和写作原因的争论

众所周知，1888年恩格斯首次将《提纲》作为《费尔巴哈论》单行本的附录公开发表，并注明《提纲》“1845年春写于布鲁塞尔”。长期以来，这一日期没有受到质疑。1965年，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长篇论文中通过对马克思《记事本》的考证，首次从文献学上突出了《提纲》的写作语境，并将《提纲》的写作日期具体判定为1845年4月。巴加图利亚的主要依据是[1]：除个别例外，《记事本》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记载的，因而《提纲》的写作时间就是由《提纲》在《记事本》中的位置决定的。《提纲》被记在《记事本》的第51-55页，而在此之前的第42页记有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书目。巴加图利亚推测说这可能是恩格斯刚到布鲁塞尔之后即1845年4月5日之后编制的。《提纲》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带有布鲁塞尔书号的长书目，共16页，其中1页空白。显然，这一书目完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赴英国旅行之前，即7月12日之前。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提纲》写于1845年4月5日和7月12日之间。《提纲》与恩格斯亲手写的英国书目之间虽然相隔9页，但其中有5页是空白的，因此《提纲》的写作应该是紧接着恩格斯写英国书目的日期。巴加图利亚明确指出，《提纲》写于6月和7月的可能性显然应该排除，因为恩格斯自己注明的日期是1845年春（即3-5月），而写于5月份的可能性则较小，最可能写于4月份，即紧接着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的日期。

巴加图利亚还考证了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提纲》写作语境的认识。巴加图利亚指出，属于这一时期并与费尔巴哈有关的事情有四件：一是1845年初克利盖在费尔巴哈处，1月7-8日从纽伦堡经莱比锡赴布鲁塞尔，到达布鲁塞尔的时间在2月20日左右。马克思与克利盖会面后得知费尔巴哈“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二是1845年2月22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信在3月10日之前），说他收到费尔巴哈关于答应撰稿（马克思1844年8月曾试图吸收费尔巴哈参加反对鲍威尔的斗争）的来信；三是恩格斯4月5日之后到达布鲁塞尔；四是1845年6月底《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巴加图利亚认为只有第三件事才是马克思写作《提纲》的直接原因：当1845年春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向他叙述了大体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而《提纲》就是包含着马克思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全面地制订这个新世界观，这一意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实现。

陶伯特在编辑MEGA2/Ⅰ/5（刊登《德意志意识形态》）过程中，在巴加图利亚考证的基础上缩小了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时间范围，并修正了巴加图利亚对《提纲》具体写作时间的推测[2]。 陶伯特采信了米・克尼里姆的考证[3]，指出恩格斯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4月5日到达布鲁塞尔的，而是4月中旬到达布鲁塞尔，因为恩格斯4月中旬前往比利时，打算在那里定居，17日恩格斯申请在布鲁塞尔居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的时间也并非如巴加图利亚所说的那样是7月12日，而是7月8日[4]。这样，陶伯特就把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时间范围缩小到1845年4月中旬至7月8日之间。至于《提纲》的具体写作日期，巴加图利亚倾向于4月即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不久，而陶伯特倾向于7月初即马克思读过《维干德季刊》第2卷（出版于6月25日至28日）之后。

与巴加图利亚一样，陶伯特对《提纲》具体写作日期的判定是基于对《提纲》写作直接原因的考证。陶伯特首先更正了巴加图利亚的一个考证错误，即把《记事本》第51页紧挨着《提纲》第一条的四行笔记说成是马克思为写作《神圣家族》而准备的，而明确指出这四行笔记“是在《神圣家族》发表之后写的”，马克思写这些笔记的目的不在于撰写《神圣家族》，而与当时这部著作发表后的反响有关。具体来说，1845年3月到6月围绕《神圣家族》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把马克思“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量齐观，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这一打算又正好与他当时（1845年3月10-15日）“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相吻合。该计划的草稿在《记事本》中写于《提纲》之前（两者相隔20页），其中涉及到边沁、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5]。因此，这四行笔记，从而《提纲》就与《神圣家族》发表后的反响有关。陶伯特指出，1845年3月到6月期间同时代人对《神圣家族》的批判、费尔巴哈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2卷上的文章以及1845年5月和6月发表的赫斯批判费尔巴哈的文章，都可能同引发马克思考虑起草《提纲》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因果关系，但当时围绕《神圣家族》中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展开的争论最有可能是《提纲 》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中《维干德季刊》第2卷发表的古・尤利乌斯对《神圣家族》的批判文章《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最值得注意。

马克思的《提纲》（而非恩格斯修改过的《提纲》）首次发表在1932年出版的MEGA1/Ⅰ/5[6]，但是作为附录收入，不像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1955年出版）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德文和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样把《提纲》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面。这体现了当时（1932年）对《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把《提纲》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性著作。新的认识与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就两者密切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关[7]。巴加图利亚在论文中也赞同《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性著作这一观点，尽管他一方面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从1945年9月后推到11月，另一方面又强调两者“成熟程度不同”，即“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第一次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把《提纲》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性著作，也是巴加图利亚对《提纲》具体写作时间和直接写作原因所做考证的出发点。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陶伯特提出了新的观点，其关键是把《提纲》看作是处于《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著作，甚至与《神圣家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彻底否定《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性著作，并决定在她负责编辑的MEGA2/Ⅰ/5中不再收录《提纲》（见陶伯特发表在《MEGA研究》1997年第2期上的论文）。由于《提纲》被马克思记在《记事本》本上，因而它应该被收录在MEGA2第四部分。实际上，《记事本》确实被收录在MEGA2/Ⅳ/3，该卷正是由巴加图利亚负责编辑并于1998年出版的。

陶伯特关于《提纲》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关系的考证既是开创性的、富有启发性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同时也是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统观点（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科书）的极大冲击，应该成为中国学者进行马克思早期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的文献学基础。但客观地说，陶伯特关于《提纲》写作原因的考证也存在一个问题。巴加图利亚在其长篇论文明确提出，马克思7月12日赴英之前不可能读到《维干德季刊》第二卷，因为《维干德季刊》第二卷是6月25日至28日出版的，但它不可能马上出现于书市并到达马克思手中。以《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为例，该卷出版于1845年10月16日至18日，巴加图利亚认为11月初才能到达马克思手中。但陶伯特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断言马克思7月初就读到了《维干德季刊》第二卷并写下了《提纲》。显然，陶伯特并不认同巴加图利亚关于《维干德季刊》从出版到出现于书市有很长间隔的说法，因为陶伯特尽管也承认《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出版于10月16日至18日，但却认为马克思10月下旬就读到了该卷。

尽管受到陶伯特新考证结论的挑战，巴加图利亚并没有放弃《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预备性著作的观点。根据罗扬的报道[8]，巴加图利亚在1996年10月召开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结构的特别会议”上仍然要求将《提纲》收入MEGA2/Ⅰ/5，因为他坚持认为《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预备性著作。但根据1995年新修订的MEGA2编辑准则[9]“同一原文今后不再在不同的部分中多次印行”，而巴加图利亚1998年最终将《提纲》收入MEGA2/Ⅳ/3，因此将于2010年出版的MEGA2/Ⅰ/5肯定不会再收入《提纲》。这也说明MEGA编委会最终否定了《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预备性著作的传统观点。

在1998年出版的MEGA2/Ⅳ/3资料卷中，巴加图利亚对《提纲》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原因又作了新的考证，既包含对自己一些原有考证结论的坚持，也包含对一些原有考证结论的修正。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列尔在MEGA1/Ⅰ/5第547-550页对《记事本》作了描述，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纠正了维列尔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编码法方面。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记事本》编页码，在维列尔之前已有四种为《记事本》编页码的方法，维列尔的编码法是既把保留下来的有原文的各页计算在内，也把撕去的和空白的各页计算在内，根据这一编码法《记事本》共102页。巴加图利亚一方面肯定维列尔的编码法在已有的编码法中最为合理（特别是前88页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还存在许多需要更正的方面。按照巴加图利亚新的编码，《记事本》共100页。但在MEGA2/Ⅳ/3资料卷中，巴加图利亚又重新更正了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编码。

第二，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恩格斯达到布鲁塞尔的时间是4月5日，但在MEGA2/Ⅳ/3中采信了克尼里姆的考证，将日期更正为4月中旬。[10]

第三，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动身到英国的时间是7月12日，但在MEGA2/Ⅳ/3将日期更正为7月10日[11]，所依据的是1988年出版的MEGA2/Ⅳ/3的新考证[12]，而没有采信安德烈亚斯和陶伯特关于7月8日的说法。

第四，在MEGA2/Ⅳ/3中巴加图利亚仍坚持《提纲》写于1845年春，但具体写作时间从4月放宽到4-5月。[13]

第五，巴加图利亚在MEGA2/Ⅳ/3中接受了陶伯特关于《记事本》中的四行笔记写于《神圣家族》之后的说法，但不接受陶伯特关于马克思写这四行笔记是由《神圣家族》出版后产生的反响所致的观点，而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即与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计划有关。

第六，巴加图利亚在MEGA2/Ⅳ/3中的一点重要修正，是他重新认定《记事本》第44页[14]所记载的书籍目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夏在曼彻斯特写下的。[15]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巴加图利亚指出：“书籍只有英国的。马克思的记载与恩格斯的笔迹两次交替出现。这就使我们可以把记载时间注定在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