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审判

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人》杂志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旁听以色列人对纳粹战犯阿道尔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阿伦特对这次审判的评论性报道后来连载于《纽约人》，并汇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于1963年出版。阿伦特的报道一出，立刻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阿伦特的许多犹太朋友决意与她断交，一些青年犹太学生强烈呼吁阿伦特发表公开声明向犹太人道歉，部分犹太人甚至组成反诽谤协会，向人们散发驳斥阿伦特的材料，说阿伦特是犹太民族的背叛者。阿伦特的报道何以能激起如此凡响？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启迪？让我们来看看阿伦特笔下艾希曼的故事。

艾希曼是德国纳粹时期的一名特工，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扮演中心执行者的角色。1945年纽伦堡对二战主要战犯的审判开始后，艾希曼虽然不是主要战犯，但他的名字时常在审判中被提到，这引起他的警惕，遂决定逃亡，几度改换姓名，隐藏真实身份，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地呆过，最后到达阿根廷定居，做过各种奇怪的工作，如伐木工、销售代表、洗衣工、垃圾场工人等等，都是报酬极低的工作。1952年夏，他与妻子及儿女住到一起，生活虽极度贫困却也算美满。不久，他在阿根廷找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工作，最初为机械工，后来成了工头。在第四个儿子降生后，他与妻子重新办理了结婚登记。1960年初，在被捕的前几个月，艾希曼与他较大的儿子一起在Buenos Aires的郊外盖了自己的房子，那里没有电，也没有水源。艾希曼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流亡期间（1955年）他还接受过一次德国记者的采访，他为准备接受采访做了访谈笔记。该访谈后来在阿根廷的一家杂志发表。据阿伦特分析，艾希曼是有意逐步暴露自己的身份以摆脱内心的不安。而事实上，直到四年后，以色列特工组织才获悉艾希曼在阿根廷活着。

1960年5月11日晚6点半，艾希曼照例乘坐公共汽车从工作地点回家，一下车旋即被三个人簇拥着，不到一分钟即将其塞进一辆已准备好的车里。艾希曼立即认识到这些人是专业特工，因为他们未用任何不必要的暴力措施，他毫发无损。当问及他是谁时，艾希曼立刻以德语回答：“Ich Bin Adolf Eichmann!”令人惊讶的是，他又补充道：“我知道我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他后来解释这是由于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以色列总统Ben-Gurion下的搜捕令。他被要求写一份愿意接受以色列法庭审判的声明，声明早已准备好，只需签名即可，然而他坚持以自己的语言另写了一份。艾希曼在被捕后的第十天被飞机接走。事实上，以色列人幸运地抓走了艾希曼，因为等艾希曼失踪后其妻子报了案，然而未揭露其真实身份，所以警察部门未在各关口及机场专门堵查。

艾希曼说他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因为他的住处附近没有电，也没有水源，却有人在那里投资建缝纫机厂，而他获悉这些人乃是从北美来的犹太人时，便知来者不善。尽管他可以很快隐藏，但他还是想顺其自然。在法庭上，他表示甘愿接受惩罚，一是因为他每念及往昔，内心就备受良心的煎熬，不能宁静；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一次听说德国青年陷于罪恶感之中，于是他感到“再也没有权利隐藏起来”。他表示愿以被处绞刑来卸除这些无辜的德国年轻一代的心理负担。

艾希曼审判的法律程序始自1961年4月11日，至翌年5月最终结案行刑，历时既久。就他本人来说，他不满法院判决，他企求正义的希望破灭；法庭不信他的话，尽管他一直尽力讲明真相。法庭不能理解他：他不是一个憎恨犹太人的人，他也从未想去杀人。他的罪来自于他的服从，而服从是官僚的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领导人滥用了。但他不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他是一个受害者，只有领袖才应当受罚。 1961年12月15日死刑宣判后，艾希曼申请上诉。1962年5月29日，当最高法院最终维持原判后，艾希曼及其家人写信乞求以色列总统的特赦，以求活命；当天总统收到上千封为艾希曼说情的信。5月31日，总统表示拒绝特赦，两个小时后随即行刑，艾希曼未及吃最后一餐，即赴刑场。他的律师得知结果时不在以色列，但在最后时刻，律师还是请求德国最高法院的干预以保全艾希曼的性命，但毫无结果。

艾希曼慷慨赴死。他很荣耀地走向刑场，还要了一瓶酒。牧师要为他朗诵圣经时，他表示不需要，因为他只有两个多小时的生命了，没有时间去浪费。当卫兵捆住其腿脚时，他要求松一点以便能站直。当把头套递给他时，他说：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他在最后时刻发表激情演说，以纳粹式的语气说，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的生活。他激动地向刑场周围的看客发表演说：“在不久的将来，先生们，我们又会重逢。这是所有的人的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艾希曼审判所涉及的法律争议阿伦特在报道中都有讨论，但更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是：区区艾希曼何以能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阿伦特在该书结尾以画龙点睛之笔写道，艾希曼审判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恶的平常（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一论断“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恶的平常”这一说法的背后勾画出的是与常人想象中完全不同的图景。魔鬼似的纳粹分子，在她笔下成了庶民。艾希曼的平常几近庸碌，实是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人的普遍特征。艾希曼不是傻瓜弱智，不是社会败类，不是心机恶毒之人，而是一个寻常的人，他精于算计却经常出错，作为一名小官僚而渴望晋升，抛开其所工作的内容而论，他是个敬业、忠于职守、服从上级、忠于集体的人。他爱惜自己的生命，注重家庭和睦温馨，注重在众人前形象追求荣耀。一旦流亡，他也能适应艰难的生活环境。犯过之后，也有后悔之心。他是一个当局政权下的良民，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一个渴望晋升的普通官僚。而他之所以犯罪，是由于他缺乏区分对错的判断力，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满口意识形态化的套话，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阿伦特认为，大屠杀所涉及的问题之深刻性，在于它不是传统道德上的善与恶、正与邪、罪与无辜之间的对立，而是清浊合流、正邪不辨的平常人参与的史无前例的集体犯罪。阿伦特常说的一句话是：通往罪恶之路是在不经意间造成的。阿伦特的结论是，正是人的平常最后造成了极权主义之极恶。艾希曼审判是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审判，而不是对极恶之人的审判，对于公共世界的构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不过，阿伦特的报道引起许多犹太人抗议并非单出于阿伦特关于平常人责任的反思，而是由于她的报道中揭露了犹太人历史中阴暗的一面。依据艾希曼的供词，他能够如此顺利地执行大屠杀计划，与各地犹太人社团领袖的配合是分不开的。这显然大伤犹太人的面子。阿伦特歌颂公民勇于抗争的勇气，呼吁在杀人命令面前要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盲目执行。犹太人情愿排着队进毒气室，却少有认真的反抗，这也是犹太人由来已久的政治幼稚的表现。批评阿伦特的人则认为，阿伦特所倡导的英勇行动是唯美的、冒险的、不现实的，完全不顾当事人的处境。

还是阿伦特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理解他的学生。雅斯贝尔斯盛赞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评论堪称“独立思考的典范”；阿伦特在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也曾说：在黑暗时代，勇于承担公共政治责任的人确实是少数，但少数也不能太少。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