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

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批判普世价值的理论文章，文中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并不是普世价值，“宣扬普世价值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这显示中国社会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逐步蔓延到中共理论高层。

在弄请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之前，有必要先对普世价值加以定义。如果将价值定义为个人对特定客观事态的主观偏好，并将普世价值则定义为所有的人的共同偏好，那些将自由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人，显然将在辩论中处于下风。辩论中的另一方（反自由民主阵营）的存在，本身就证伪了“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一命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几乎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南京大屠杀是犯罪”代表了战争期间应尊重平民生命的价值。这是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但它仍不是普世价值，因为那些参与屠杀的人以及仍在为屠杀辩护的人并不认同这一价值。正如《求是》理论文章得意地宣称的那样，“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

但正是因为人们在价值认同上存在差异，如何处理价值分歧就成为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价值分歧并不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人在追求不同的价值时仍可相安无事。一个人在家里读书，并不影响另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自由主义是一种处理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尽可能扩大私人生活的空间，人们只要遵循不损害他人的原则，即可任意追求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自由主义相对的是极权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极力压缩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并用某些价值（不管是得到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认同）去统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

不过，在公共生活中如果存在价值分歧，人们则必须有所取舍。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公共财政中提高公款消费开支的比例，就必然要降低民生福利开支的比例；如果为了更好地防治腐败而建立官员收入申报制度，就必然会使官员敛财更为不便，如此等等。

为了解决公共生活中的价值分歧，人们可以建立各种常态或临时的表决机制，并让所有的人都有参与表决的权利，最终将多数人的意见采纳为公共政策。这种解决价值分歧的制度安排可称为民主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情况则正好相反，整个社会都必须始终根据特定少数人的意见行事。

在中国进行的普世价值之争中，有些人想证明自由和民主的普世性，并因此主张将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中国政治和社会革新的方向。但这种不可能成功的证明只会让反自由民主阵营兴奋不已，他们只需轻易地证伪自由民主主义的普世性，即可避开专制或极权制度本身的正当性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以缺乏普世性为由而拒绝自由民主主义，它也必须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因为后者同样不是普世价值。这样一来，任何社会在制度选择上都将无所适从。其实，正是因为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作为两种对立的价值）都不是普世价值，人们才必须对它们加以取舍。

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不等于否认共同价值的存在。自由、民主是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专制、极权则是另一些人的共同价值。人们不能证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但却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与专制极权相比，自由民主是一种得到更多人认同的价值。

首先，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即人们总是在努力摆脱各种各样的社会压迫，并不断获得更多的自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不断趋于平等。其次，一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时间越长，该制度本身就越稳定。自由民主社会甚至可以容忍专制和极权思想，却无需担心被颠覆的危险。

相反，一个实行专制或极权制度的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总是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社会体系的全面崩溃。专制和极权社会总是将自由民主思想视为洪水猛兽，并且经常为了钳制或压迫这些思想的传播者而不惜挑战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底线，从而为自身的倾覆埋下了伏笔。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专制或极权制度的道德基础甚至经不起一部小说的拷问。

另外，专制和极权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总是愿意借用自由民主的旗号。这也从反面证明自由民主比专制极权更为深入人心。从跨国移民的趋向中，也可看出在不同制度上的人心之所向。实行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仍是绝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不少中国人想努力前往生活的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对中国友好的朝鲜、古巴及缅甸等国家。

谁也不知道这场普世价值之争将如何结束，更无法确切地预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走向何方，但那些真正向往自由和民主，并相信自由民主主义代表着一种更美好生活的人们，不妨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努力追求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即使这一价值因为一些人的反对仍算不上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