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者：知识分子的剖析

（吴万伟 译）

乔治・布什总统至少为极端厌恶他的知识分子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名流。他的反恐战争引发了左派知识分子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激烈辩论。一边是诸如保罗・伯尔曼（Paul Berman）和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之类的干预主义者，他们声称打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和左派对欧洲“温和圣战者”的绥靖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温和圣战者”这个词出自伯尔曼即将出版的书《知识分子的飞行》（The F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另一边是诸如托尼・朱迪斯（Tony Judt）和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之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想揭开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自由主义鹰派面纱，用朱迪斯的话说，这些人为布什政府野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遮羞布”。

这场激烈的争论进行了六年多，每个参加者都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同时警惕地观看其他人是否从原有立场上后退。希金斯是否最终永远地加入到新保守主义阵营了呢？朱迪斯对于以色列的模糊立场是否控制了他的论证呢？在主张和欧洲焦躁不安的穆斯林保持友好关系时，布鲁玛是否重新描述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绥靖政策呢？

反恐战争的辩论尽管引起了激烈争论，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吸引观众目光的良好舞台，但它也让人们对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产生怀疑。从前，这些人的成名靠的是文章和著作，如今则是靠他们发表的言论以及言论激发的评论。即使像充斥着众多明星的《纽约观察家》这样的出版物现在也开始用超级模特之间激烈争吵时那样的热情来报道知识界产业界联合体。最近的一个标题是“纽约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互割喉：伯尔曼和布鲁玛因为政治伊斯兰而决一雌雄”。

当然，知识分之之间相互攻击和咒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要么出版自传表达幻灭和忏悔的渴望，以及对于正统思想的捍卫，要么通过其他手段发动思想战争。如果逐出教会的政治在历史上一直是控制讨论的非常有效的方式的话，那破变节政治也是如此。锡德尼・胡克（Sidney Hook）、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等人在三十年代和马克思主义决裂从而在政治上声名鹊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历程的不同阶段，通过放弃新保守主义信仰也产生了类似效果。在他的经典性研究《政治朝圣之旅》中，保罗・荷兰德（Paul Hollander）详细描述了曾经常常把马克思主义浪漫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走向未来”时遭遇斯大林的苏联、毛的中国、胡志明的越南和其他乌托邦的严酷现实后的反应。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比如终生和改变立场做斗争、指控思想叛徒、为党的路线辩护时承受精神折磨、政治立场也是个人特征等情况在六十年代从来没有出现。但是最近一些年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些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清晰地认识到关系重大的争论在过去是如何发生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地赞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物在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他们已经倾向于在表明自己立场时指称和自我指称以获得最大效果。不是依靠严谨深刻的思考和著作以及使得公开亮相黯然失色的丰硕成果作为根本，今天的知识分子常常热衷于当明星，希望到电台电视福克斯电视台（FOX News）和在线新闻（MSNBC）上高谈阔论，而不是在书中或者论文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尽管当前的利害关系和他们在三十年代时一样高，当前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复活了以前动荡时代的尖刻和严厉，但是这些争论很少有实质性内容。从前那些以艰苦的思想探索为基础的思想战场如今成了知识分子争吵什么才是高雅食品的场所,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变成巧妙的职业动作表演场。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经称赞为思想界呐喊的“意义深远的争吵生活”现在却被“争夺公众目光的生活”所超越。和那些把全身心投入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争论的前辈相比，当今的变节者不过是拙劣的模仿者。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一小部分美国知识分子非要争出高下，斗出个结果不可，因为他们是在争论‘世界的前途’。随着战后时代的开始，锡德尼・胡克，欧文・豪威，丹尼尔・贝尔、莱昂纳尔・特里林、詹姆斯・法威尔（James T. Farrell）等人改变立场，脱离原来的阵营，开始反共的艰辛历程，正如敌人攻击他们时所说的话“反共和反反共之间的战斗”。

在《国家》领导下，诸如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之类“进步”人士指责新生的自由派反共人士为叛徒。这样的指控还可以用来指后来的那些变节者：他们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如穆瑞・开普顿（Murray Kempton）在《我们时代的一部分》（Part of Our Time）中抱怨的，“五十年代最著名的前共产主义者是充满动荡、报复、叛变的三十年代的见证人，在三十年代，他相信只有他认清了局势，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是可怜虫。如今他改变信仰仍然是要在非战斗的社会中充当像从前一样坚定的战士。”

伴随这个“出卖灵魂”指控的是那些从左派转向右派的（正如多数人做的那样）人确实以此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共产主义叛徒在离开党后，从来没有找到真正的思想家园，一直背负着变节背叛的恶名。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说话很快的，用同样的热情改变观点和女朋友的纽约知识分子不同，和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在《失败的上帝》(仍然是变节者的圣经)中描述的经历有更多相似之处,他实际上加入斯大林主义者运动而且成为间谍,这让他成为像特里林这样的知识分子好奇和羡慕的对象(特里林和钱伯斯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曾在一九四七年的小说《旅途中间》中把钱伯斯作为主人公)。

钱伯斯因为告发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普遍谴责为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叛徒，因为希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一直站在罗斯福一边，帮助形成了造成后来冷战的“偏执狂”。对于钱伯斯来说，改变阵营根本不像当今克里斯托弗・希金斯那样的风光，没有通俗小报像报道明星一样来追捧。相反，那是一个痛苦的、悲惨的穿过深渊的历程，正如钱伯斯在他的伟大的回忆录《见证》（Witness）中所纪录的那样，本书讨论的是“离开胜利一方来到失败一方”。

钱伯斯坚定支持那些对共产主义上帝感到绝望的库斯勒、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伊尼纳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等人的证据，他的经历应该成为用来衡量后来变节者行为的金色标准。不用说，今天被指控犯下轻微背叛罪行（不是叛党，而是背叛思想界的时尚）的人中，只有少数人经受了钱伯斯遭遇的精神折磨的哪怕微小的一部分。他曾经因为担心被斯大林的特工追杀而潜入地下。即便他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他仍然过着痛苦的生活，苦难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殉道者情结。

纽约知识分子的第一代深深扎根于他们对于轻率观点和奢侈争论的热爱，而且喜欢老帐新帐一起算。莱昂纳尔・亚贝尔（Lionel Abel）回忆说在聚会的时候他害怕到洗澡间，担心有人从背后用言语的刀子攻击他。后来诺曼・波德赫瑞茨（Norman Podhoretz）等新保守主义运动编年史家把这些人比做一个大家庭，所有的机能障碍、内部的争吵以及联盟的变更使得家庭生活变成喧闹的舞台剧。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应该站在哪一边，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在意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慢慢地，纽约知识分子让自己的著作为成为表达观点的代言人。比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通过考察专制主义的根源一举成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因为研究极端右派的偏执狂风格而出名。他们和公共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其他人的关系直到他们去世几十年后才引起人们的兴趣。正如丹尼尔・贝尔在《曲径》（The Winding Passage）注意到的“这个群体中有一种自豪感，那就是真正重要的是观点，人们不应该像谈论明星那样谈论知识分子。”

这个状况因为新左派的到来发生了改变。这些推动六十年代风潮的思想界领袖总觉得他们站在三十年代的阴影里，有时候试图把自己的辩论描述为反映更早时代风格和内容的再现。但是正如历史的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正如贝尔后来注意到的，六十年代是媒体事件的时代，要参加辩论所需要的只是街头演说和麦克风。

新左派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写作和街头政治的目标对经受住十年前右派挑战的自由主义核心论。革命暴力、黑人力量和帝国主义宣言取代了三十年代激情四射的争论。从前的战士中有个别人起来反驳。有人回忆说欧文・豪威值得牢记的话是汤姆・海登（Tom Hayden）“给机会主义了一个恶名。”其余大部分人屈服了。《纽约书评》在纽沃克暴乱后不久，在封面上刊登了莫洛托夫鸡尾酒会的配方，这可能是对于法律和秩序的对话的最臭名昭著的贡献。

很快，个人生活具有政治意义不仅体现在运动中，而且影响到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激进派时髦》所说，一阵催泪瓦斯飘进纽约的沙龙。知识分子获得公众承认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扭曲了诸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的生活，使得他们很难和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等低廉自恋者区分开来。一九六年代宣告了知识分子明星时代的到来，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除了愤激的观点外，什么也没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的颠倒，但是《时代周刊》刊登封面故事，为美国知识分子的和解喝彩。对于正在成长为知识分子的人来说，与美国决裂才是通向“关联和意义”的道路。正如诺曼・波德赫瑞茨的生涯证明了的，改变阵营是成名的捷径。在六十年代初期，对于文化趋势有敏锐认识的波德赫瑞茨发现政治倾向将进一步左转，所以他迅速拥抱冷战的修正主义，并和他的恩师们决裂，谴责特里林、胡克以及其他纽约知识分子和新时代脱节。这种转变阵营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失时机地给予波德赫瑞茨另外一个立场，这次是作为破坏自由派核心论的激进主义者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波德赫瑞茨从左派叛变的核心是曼哈顿知识界充满敌意的接受他的书《成功》（Making It）。在书中他坦率承认对于出名的贪婪和对于思想界成功的欲望同样强烈。《成功》宣称揭露纽约知识分子群体“肮脏小秘密”的书，象征了六十年代的自恋主义，其中个人生活并不常常有政治意义，不过是个人生活而已。

和特里林不同,波德赫瑞茨并没有试图靠自己见解深邃的观点来追求功名。他追求的目标是成为明星。他的整个作品就是讲他的个人生活和朋友关系。他在一系列的回忆录中一次又一次地炫耀自己的叛变，比如在《改变阵营》和《从前的朋友》中他用非常粗俗的语言描述童年时代遭受的羞辱、性生活的贪得无厌以及炙热的政治激情。

尽管连篇累牍地描写他的叛变,波德赫瑞茨确实惊恐地发现反美和反文化趋势增强的危险，这种倾向曾经让知识分子变得十分激进，使得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斯大林主义被击溃后消失了的关于舆论领袖的争论重新复兴起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现在写书赞美北越南，以斯大林主义的名义抓住了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辩护精神。’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成为贱民，因为他竟然冒失地写了标题为“论不作鸽派”的文章。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体现了这种衰落。他在三十年代后期脱离马克思主义，（获得的临别小礼物是托洛茨基的评论“人人都有权成为傻瓜，但是麦克唐纳同志滥用了这个特权”）战后时代拥抱了激烈的反共主义，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又加入了当时的狂欢，出现在审判黑豹党成员鲍比・西尔（Bobby Seale）的现场，高呼艾吉・克利夫（Eldridge Cleaver）的口号“如果你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一九六八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暴乱的学生一起厮混，把他们的虚无主义事业称为“有好处的动荡”。

右派知识分子有自己的问题。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