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中西政治文化的两种气质

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界说

这里所说的世俗政治是指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宗教政治指西方政治文化的特征。然而，对这种说法必须做出某些解说和限制。

首先，对于什么是宗教，人们的理解分歧甚大。一般说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比较典型的宗教。它们的特征在于，第一，作为一个信仰的体系，它信奉或崇拜一个人格化的至上神，追求超世俗的来世命运；第二，有高度组织化的教会。这个教会从世俗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自成体系；第三，有系统的规范化的宗教生活。它是信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信徒灵魂得救不可少的条件。以这种宗教为参照系，有的西方人就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因为中国的佛教道教都不符合这个标准。这种看法不见得正确，但它也反映出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异。

中国的佛教在第一方面没有问题，是典型的宗教。不过，佛教的佛、菩萨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他们并不创造和主宰世界，也不决定人的命运。他们不是人的高高在上的主人，而是人的师长和朋友，适时地为人们指点迷津，引导和帮助人们摆脱被动盲目的生死轮回的命运，获得精神生命的永恒。信徒称释迦牟尼为“本师”，自称为佛的弟子。佛教有“四众弟子”之说。佛、菩萨与信徒的关系亲密而直接、具体，在信徒的心目中，他们是值得敬仰的修行有成就者，然而却不是高不可攀。至少就大乘佛教的信仰而言，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都会达到那个佛的功果，就如每个大学生都能成为教授一般。所以当代有的佛教学者干脆认为佛教是无神论。我们认为佛教是有神论的，不过，它的神与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的确不同。

在宗教的第二和第三方面，佛教与基督教的差异较大。佛教没有把全体教徒组织起来的教会。它的教团即僧伽团体，是出家僧侣的组织，大约相当于基督教的修道院，但比修道院的组织要松散得多。它没有像基督教从基层教区到主教区直到跨国家的“普世教会”或“大公教会”的组织，没有从制度上对教徒进行管理的由神父、主教和教皇组成的严密的教阶制，更没有对教徒从宗教上实行强制性约束和规范的教会法。由于缺乏组织，教徒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系统和规范化的宗教生活。佛教徒由内而外可分三层，第一层是出家僧侣，他们人数很少；第二层是居家修行的称居士的守戒的信徒；第三层是其他信徒，也就是一般的敬佛礼佛、烧香拜佛的人。这部分人的数量通常是非常庞大的。这三种人的组织性和宗教生活依次递减。其中第二部分人相当于基督教的平信徒，不过他们的宗教生活远逊于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皇帝或国王如果因违背教规或得罪了教会而被剥夺了在告解式上领圣体的权利，他会被迫跪在主教膝下悔罪，或跣足屈膝，任由教士的鞭打，以获得赦免重过宗教生活。可见，宗教生活被视为信徒的生命。这在佛教的居士中是见不到的。在佛教里，一个出家的僧人或受戒的居士，只要向任何人声明之后就可以还俗和放弃居士身份，这在基督徒是不可想像的。至于第三层的广大信徒，其宗教生活完全没有约束，其中许多人还在各种宗教间朝三暮四，甚至同时脚踩多支船。这部分信众，更给佛教染上了自由松散的色彩。

道教的宗教特征就更淡一些。它的长生不死的追求只能说是准宗教的。其来世信仰也只是现世的直线型延伸，而不是对现世生活的否定。在组织形式和宗教生活领域，它与佛教相似。至于儒学，在中国古代与佛道并称“三教”，但这里所说的“教”与当代学术语言中的“宗教”不同，按上述宗教的三个特征来衡量，它都不是宗教，不过至今仍有学者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

我们认为，那种否认佛教和道教是宗教的观点，过于拘泥西方基督教的标准，而那种把儒家也视为一种宗教的观点则对宗教的解释过于宽泛。我们这里采取的是一种居中的观点，把前两者视为宗教，把后者视为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但在古代社会，它承担了大量的在其它文明里由宗教承担的职能。

其次，即使采取这样一个标准，把中西政治文化特征界说为世俗的和宗教仍然有问题。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不是纯粹的世俗政治或宗教政治。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尤其是在远古时代，宗教承担着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功能。那个时代，人们是以宗教的方式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的命运和人生的目标，都是在宗教神学的框架内得到理解的。社会是以宗教的方式组织的，每一个部落和氏族，都同时是一个宗教团体，或者说是一个教会。调解社会共同体的准则和共同体的公共权力都具有宗教性的权威，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宗教，人类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在国家产生初期和整个古代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宗教与政治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与西方的早期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希腊和罗马的“王”起初的主要职责有三种：即司法的、军事的和宗教的。作为宗教领袖，他是部落成员或城邦人民与神之间的中介，在神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则代表着神。他主持宗教仪式，维护宗教戒律。他的军事权力和司法权都源于其宗教权力。他的人格也具有神圣性。中国商代大体也相当于这个发展水平。商人崇拜上帝和祖先，后人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祖先崇拜后来渐与上帝崇拜合一。商王是上帝的代表，是统治人间的“下帝”，这个上帝又是商王的祖先，与其有特殊的血缘关系。他（或他们）在冥冥之中佑庇着他。这就使王的权力罩上了神圣的灵光。他作为世俗政权的最高首领的身份与作为沟通神人关系的最高祭师的身份是合一的。纣王在大难临头时，仍顽固地坚持，“我生不有命在天？！”汤以自己为牺牲向上帝为民祈雨。【《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都昭示了王权和王位的神圣性，表现出王作为神与人之间枢纽的作用。

然而，在国家形成之后，政治权力逐步从神权中独立出来，并取得至上的地位。周人已认识到“天命不可信”，“天命靡常”。曾受天命庇佑的殷政权的覆灭表明，天命并不固着于某一个特定的家族和君主。天命依君主的德而转移，由民情表现出来。如后来孟子借前人的话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于是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把人的因素推到前台，神虽然仍受到敬仰，享有权威，但已隐入后台。这是中国世俗政治的开端。到春秋战国这个“争于气力”的时代，政治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人的因素，鬼神几乎已被遗忘了。先秦诸子中，除墨子一派外，很少有人对鬼神感兴趣。在春秋战国时代，从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到政治思想观念，都很少看到宗教的影响。这是古代社会少见的宗教对政治影响非常之弱的时代，它奠定了中国世俗政治坚实的基础。

西方的古典时代，宗教对政治的影响相对要大一些，但从总体上看也是世俗政治的时代。希腊城邦形成不久，作为宗教首脑的王的地位就开始衰落。王原有的政治和法律权力开始与其宗教权力分离，由民选的执政官等掌握。这些权力也失去了宗教的性质。王的职位或被废除，或降为无足轻重的只负责宗教仪式的官员。一般希腊人对神十分虔诚，对特尔斐神谕十分迷信，然而政治是公民的事务，权力完全掌握在公民集体手里，神谕只是给公民们明智的忠告，祭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默默无闻。至于思想家们对政治的理解则完全是世俗的。罗马人非常敬畏神祗，但是在政治事务中，他们“都要严守一项规则，即在这个国家祭司应毫无权力，不得发号施令，无异于每个其他公民，即使对最低的行政官必须唯命是从”。1执政官和其他官员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享有最高权威，即使外国神祗要进入罗马，也要经民社决议许可。

这样我们看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的古典时代都属于世俗政治的时代。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第一，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和认识是世俗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政治权力的起源、性质、政治目标的确立、政治制度的建立、政策的制定等，都是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出发来考察和确定的；第二，政治权力完全是世俗的，统治者与神分离。也没有独立的教会组织控制或影响政治生活。

不过，古典时代的西方人尤其是其下层社会，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更具有宗教气质。被严格遵守的宗教戒律仪轨、繁多而隆重的宗教节日和庆典、对德尔斐神谕及各种占卜的笃信，对神学异端的不宽容等，都超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这也许是后来中西两种政治气质的最初分野。

中西政治的真正分野是在这之后形成的。在西方，自罗马帝国末期始，基督教成为国教，与国家平行的统一的教会组织也正式形成，俨然是帝国中的另一个影子帝国。5世纪后，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却生存了下来并逐渐征服了原西罗马境内的各日尔曼王国，使西欧实现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除少数犹太人外，西欧各国国民几乎清一色都是基督徒。基督教神学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同时，西欧也实现了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分化，正式形成了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教权与王权并存、并立，分割了西欧社会。中世纪末期起教会权力开始衰落，但它直到19世纪才逐渐退出政治领域。在中国，世俗的儒家学说自汉代起被定为一尊，从此之后它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年。尤其政治领域，始终是儒家的一统天下。正是儒学赋予中国政治以世俗性的特征。虽然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吸取各种宗教成份，神化王权，但它的主流倾向仍是世俗的。佛道两教虽与儒学并存，对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有时还会因某一位帝王的宠爱而位列儒学之前，甚至得到近乎国教的地位，但从整个古代社会来看，它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远逊于儒家。这样，在中国和西方于公元前数百年分别奠立的世俗政治基础，在中国得以发展延续下来，直到当代。而在西方，则插入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的统治，它在时间上占了近代以前西方文明社会的一半，从而使西方政治文化具有了宗教气质。所以，把中国的世俗政治与西方的宗教政治比较，并不是说西方没有过世俗政治时代，而是说它有一个对其政治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漫长的宗教政治时代。所谓世俗政治，并不是说没有宗教的影响，而是宗教没有成为政治的主导，也没有形成与政治权力相抗衡或吞没政治权力的教权。所以，所谓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是从政治文化的主流倾向和政治气质上说的。

二、儒家学说的世俗性特征

中国政治的世俗气质首先从儒家学说的特性及其统治地位表现出来。

儒家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整个古代社会，它始终是正式的官方政治理论。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它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它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它是国学，即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门弟子。读书人所读的“书”，几乎专指儒学经典。科举制建立后，儒生们构成官僚集团的主体。佛道两教虽在社会广泛流行，尤其在下层有广泛影响，但对官僚士大夫来说，佛道只在其兴趣的边缘。在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中，宗教观念最为淡薄。他们是儒学的基本群众和支柱。这些人进则热衷于仕途腾达，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退则修身齐家，享受人伦之乐。在这种世俗的追求中，他们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遭际坎坷或仕途失意，不会遁入佛道之门。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2当然还可以是佛家。这些官僚士大夫都属“成功者”之列，至少自我感觉是如此。《红楼梦》中那位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正针对着这种人所唱。“功名”、“金银”、“姣妻”、“儿孙”这些东西将他们的心系于世俗生活，而不去追求美妙的“神仙”境界。只有这些东西失去后，他们才会与佛道那种以人生为苦为空为幻的观念发生共鸣，才会将目光投向彼岸。由于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贵族制度，官僚士大夫是中国社会最积极活跃、最具影响的集团，政治生活为他们所垄断，通过他们，儒家的世俗政治理论得以贯彻，宗教的影响难以进入政治领域。

儒家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这是它能够成为标准的中国人的和纯粹中国式的政治学说的原因。儒家总是喜欢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华夏悠久而优良的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这有它的根据。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三代的传统，尤其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这种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和被摧毁。在儒家创建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