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中国上古时代的“共同体”意识积淀

一、中国传统“共同体”的形成环境

1、 地理环境的命口：水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早已指出，人类文明的产生均与“水”发生关系。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相比较，中国古代黄河水系有着自己的明显特征。这就是黄河水系存在着大量的细小支流，从而形成两水交叉所展现出的“”（音：瑞），在古代此字是指“两水环抱”的意思。由于这样的区域比较事宜农田的灌溉，使农业生产的成本较小，所以古代人群往往在此定居，形成人口密集的“酋邦”。现代考古资料证明，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及其以前的人们还不会凿井，凿井技术发明于龙山时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这大致相应于黄帝到尧舜，即司马迁所说的五帝时代。根据文献所记夏、商、西周的积年推算，大约距今4000年，禹夏时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绝大部分仍为木制形态，只适合在冲积平原上耕作。从土壤条件而言，黄河流域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这是黄河流域人口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借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都可以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凭着小水系到大水系，而互相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pp.2-5.）

但是，我们也必须重申一个重要的事实，既“水”对中国古人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水”使灌溉得到便利；另一方面，“水”之旱涝灾害也给人们造成直接威胁。所以，中国古代华北地区的气候就具有了关键的作用。据现代著名科学家竺可祯经多年研究，黄河流域即华北地区历史上的气候运比不上其它几个文明发源地那样优越。竺可祯教授认为：“按诸气候上的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变率愈大。……一地方雨量之变率，视其平均雨量差之大小而定。所谓雨量差者即将各年雨量与当地之平均雨量相比而得之较差也。……中国雨量之平均变率……长江中部为10％，至华北则约有35％。因一地方农作物之选择须以当地之标准雨量为依归，若雨量之增减达25％则作物已受伤害，若达40％则将无收获可言。……据中国历史上所载，自公元初以至19世纪，其间在华北境内发生之旱灾980次，水灾650次，此皆历史上著名之天灾也。…… 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称中国为灾荒国也。”（《竺可祯文集》,第181页）由于中国远古的气候变化性很大，以至水灾、旱灾频仍，而水灾、旱灾就一般性而言，既不是人为性的，也不是局部性的，所以它直接拉动着早期社会结构的型塑和方向。

在如此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中，社会为维持生存就需要动员“集体力量”去灌溉抗旱、筑堤防洪。在古代中国在农业生产工具长期未改进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规模却已先期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这就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魏特夫著名的中国“治水型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主要依据。（参阅：《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按照魏特夫的推理，每当遇到水害，无论是旱还是涝，都需要聚集大量人力资源。面临灭顶之灾时，群体内部就需要高度整合，统一号令。这样支配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没有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机会和可能。由此自然形成金字塔式的“专制主义”社会政治结构。在自然环境的逼迫和压力下，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强化其集中使用的程度，就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起源的重要环境因素。

2、 人口：中国社会的持续性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有学者推算，在公元前4000年，包括中国当时的人口在内，世界人口约为8500万人。（参见田雪原《中国人口控制和发展趋势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而历史文献中记载中国最早人口数量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夏禹之时。《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约 1355万人。虽然当时所谓禹夏“九州”但大致范围只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由于我们并没有关于此一年代断限的中国人口资料，无法证明这个人口估数的确据，所以这个1/8的模糊数字，只能作为一种并非纯粹假想的参照系数。

人类大约在10000年前就开始了农业生产，中国是最早栽培农作物的地区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农业耕作只能限于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因而，中国人口便自然而然地集中于黄河流域。

从当时的人口分布看，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一些区域人口已相当密集，形成人口压力，导致频繁的人口迁移，以调整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如 《逸周书・五权篇》所说：“人庶则匮，匮乃匿。”也有学者依据考古资料论证并指出，中华文明自起源时期人口分布就并不集中而呈现多元状态。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中华文明起源分布的“六大区域”说就是突出的代表。（参阅《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1999，p.34-99.）中青年学者陈剩勇的著作也持多元论观点，他从历史和考古两个方面，对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夏王朝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论证，可备一说。（《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迷破译》，湖南出版社，1994.）

从可考史料看，中国上古时代，人口呈现两个突出特征：

其一、栖息地变动很大。

吴申元先生说“夏、商、周三代值得注意的是频繁的人口迁移。史称夏后氏十迁、周人七迁。殷人的迁移则更加频繁，仅史籍可征的就有十六次。傅筑夫先生认为，殷人迁移无常系旧都邑不能继续生存，必须改营新的区域。解决粮食问题，维系种族繁衍，是当时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中国人口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口极少。在黄河流域中，以‘三河’为中心，北至太原、中山，东至大海，与西方之关中，以及蜀和广、汉两郡之区域，为当时人口最稠密之区域。”（《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其二、结构呈星棋局面。

从中国古史文献资料看，在三代以前，中国就已部落众多。甲骨文中反复出现“方”字，并呈多种写法。“方”即小“邦”也，被学者认定这是氏族的代称。较早的古籍《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新书》说：“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对于“万邦”、“万国”字样，我们当然不可过于拘泥，不能将“万”视为实数。但既言“万”而不言“千”、“百”，则其时部落之数当亦在数千之上。罗琨先生则将上古人口稠密区与现代村落作一比较，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密集地区已接近了近现代人口稠密区，在一些地方的密度几乎可以和现代村落相等。如陕西西安附近，每个现代村落差不多都建在古代遗址上；河南浚县大赍店一带的淇水沿岸，现在有15 个村落，截止到60 年代初，已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聚落规模而言，60 年代河南洛宁韦寨村是当地最大的村落，它全部建在一个仰韶文化遗址上，相距不远的西王村老寨，仅占二十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西北角的一部分；在陕西渭水流域，仅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有95处，有的已形成120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虽然这些聚落有些不是同时存在，而是先后建成使用的，但也可见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日渐繁荣起来。”（黄爱平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p.8.）

我宁愿把中国传统话语系统中的“人”翻译为“民”（population），而不是非“人”（person），所以把“人”与“口”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名词实际上所指与其说是人的数量，不如说隐喻着“食品”与“食者”供给关系的紧张。我们甚至认为，在经济的意义上，正是这个“口”的要素，型塑（formulate）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范式的基础框架。“口”这一劳动力再生产之环境因素，对于中国早期社会尤其具有不可忽略的实质性意义。

3、 文字

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使用甲骨文。汉字被认为是目前唯一存留至今，并仍然流行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象形文字。这个奇迹要比中国人自己的想象重要得多。如果我们认同，语言不仅仅是传递和储存信息的载体，而且在更重要的方法它毋宁是“思想存在的家园”。人们的思想（包括对社会的理解和对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是在语言允许的框架中运行，语言左右、规定并限制着思想的建构与发展，同时影响着人们对架构“共同体”可能性模式的想象。

其一、每个象形字都可视为一幅照片，一个具体形象，其结构不可分割。这有利于整体思维方式的形成。其直观性又使生活以经验方式得以呈现，这有利实际理性的生成，而给抽象推理造成阻力。如“祖”、“女”均与生殖有关。相关的“”、“祀”、“福”、…… ，又构成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系统字；（参阅：雷汉卿《<说文>“示部” 字与神灵祭祀考》，巴蜀书舍，2000）而“”、“封“等字表示地域，一般只有一个内涵。

其二、象形字的表意系统与发音系统相脱离，这就意味着用不同发音可以把不同的“共同体”区分开来，同时又可以通过共同的表意系统把不同的“共同体”粘合在一起。这就是说，种群血液的杂多性，并不影响其价值观念的一致性。

其三、象形文字，书写相对困难，是一种专门的技术。掌握这门技术需要相当的文化积累。这样，在社会阶层等上，就容易使“君子”的地位被突出出来，知识传承由此增强了神圣性或神秘感。“共同体”内部的功能划分得以自然形成。

综合以上，汉字系统的立体结构，不仅约束和承载着人们的思维，而且是“共同体”认同的重要途径。伍德科克说：“一个国家可能的幅员取决于民族同一性，……不同民族类型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政治团结感情的。”（《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p.10）这也可以解释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华夏民族生活在这样广大的地域，其内部异质性又如此之多元的状况中，而能持续数千年而未解体，不能说与汉字的独特性大又关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在“导论”中，专开一节讨论汉字的意义，可见对此问题的敏感。

二、中国传统“共同体”构成

1、中国“共同体”生成的路径

政治共同体的形态是由其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血缘亲族成为早期中国政治共同体联盟的核心要素，而呈现这种特有的形态，与上述独特的历史环境直接相关。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注意到，由于冶炼技术的发明对于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创造新的生产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把此项技术的发展和用途作为是人类社会巨大飞跃的标志是合适的。根据考古资料，古希腊早在荷马时期，地中海沿岸早期国家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进行生产了。这也就是说，至迟在那个时代，生产工具内含着的“技术要素”已成为他们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从龙山文化（前4000-3000）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前2100-800），虽然青铜冶炼的发展迅速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冶炼青铜的直接目的和用途却与制造工具无关。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不仅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而且也没有任何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的迹象。所以张先生断言：“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镰和石斧。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那社会上的变化是从技术上引起来的。”（《青铜时代》，北京三联，1983，P.18.）1929 年殷墟遗迹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仅石镰就出土上千件，但却无一件金属工具。1932年殷墟的另一次发掘中，仅在一个坑中发现444枚收割用的石刀和几十件蚌器，在成千上万件文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