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乌有之乡”的现实冲击波

[内容提要]乌托邦不仅仅是人类特有的思想梦幻，它在宗教与世俗的意义上力大无比，基本主宰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在文化上，中国的“大同世界”与西方的“理想国”有着本别区别，但在梦想人类未来，幻想来世重生上却具有高度一致。“乌托邦”。古典梦幻式“乌托邦”的阴影还没有散尽，近代代理性“乌托邦”也装扮上场，可怕的是现代科学式“乌托邦”依然不断地延续着历史的惯性。

[关键词] 乌有之乡 乌托邦 社会实践

“乌托邦”的东西是指不能实现的东西，那些追求“乌有之乡”的白日做梦者，常常受理性驱使作出非理性的、狂热的、危险的行动。不断地梦想未来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动物常常因不能理性的思考未来，缺乏灵活应对自然生存能力，经常面临来自于人类的、自然的，绝对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在这一点上，人类优越于动物，所不同的是人类为了实现“乌有之乡”，狂热到用“理性”的思考、“科学”的分析、大规模政治社会运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一步一步地、自觉地走向自我毁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1]（《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美）迈斯纳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

一、“乌有之乡”的现实打击力量

“乌有之乡”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梦幻，它蕴藏着巨大的物质力量。最早的乌托邦往往是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交替出现的，宗教乌托邦的救世思想都要求人类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地行动，而并不劝诫人们忍受现世之苦难等待来世的乌托邦天堂。世俗乌托邦对天堂的追求有时也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的，用宗教乌托邦指引人类自觉行动。

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中，人们对世俗生活最深刻的向往，最有效的改变，都是由许诺天国将降临人间的宗教乌托邦教义所造成的。欧洲中世纪农民革命运动就是农民受基督教教义的指引、鼓舞，激发了为实现世俗乌托邦革命。现代穆斯林革命运动也是在宗教的旗帜下，实现了世俗的宗教革命。即使在最世俗的现代革命和最科学的乌托邦运动中也不可能忽视宗教暗中相助的巨大作用。

“乌托邦”是人类的生存理想，它用艺术家的画笔勾勒出人类发展美好远景，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加深，现代乌托邦便以科学面目出现，将“科学”发现的物化规律引入到人类的心路过程，用人类思想的“科学”、“真理”和规律改造异类，物化同类。现代“乌托邦”的设想日臻完善，集体性社会行动也气势如虹，人们一旦误入其道便难以自拔。像希特勒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帝国梦，从本质上讲，就是现代乌托邦对千年王国的狂热崇拜转化为的世俗政治运动，用集体的力量抹煞个性，其社会破坏力难以用数字估量。所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如果说乌托邦思想家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曾经起到过批判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作用，那么，现在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二、“乌托邦”从至善开始

西方传统伦理政治观源于古希腊，当时最有影响力思想家柏拉图为人们设想出完美政治模型，即由贤人统治下体现了美德、正义与至善的道德理想国。他把实现“至善”作为理想的政治状态，主张城邦政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将美德和善作为人们公共生活追求的目标。

柏拉图在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他在《理想国》中展示给人们一个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道德共同体。柏拉图认为在道德理想国的金字塔等级结构中，贤人执政思想是道德理想国的核心内容。正义的秩序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去践行的，没有具备美德的人，正义的秩序和规则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要改良现实的政治，必须从改造人的本性入手，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一使命。

乌托邦思想家认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而位于理想国塔尖的正是集结智慧、美德、知识和权力于一身的贤人，贤人是正义的维护者，美德的传播者和理想国的统治者。

按照柏拉图的设想，西方世界历经千年，一直在寻找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式的统治者，寻求人类社会真理式的发展轨迹，但是，所谓的哲学王的真理最终都演变为现实中真理的独断。柏拉图认为，真理是自明的，它只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揭示，而不需要论辩。这一理论开启了真理垄断时代，致使整个欧洲陷入了宗教的、世俗的“乌托邦”的精神恐怖之中。

三、大同世界也并非“桃花源”

孔子言下的大同世界是建立在性善利他的道德化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他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盗窃乱贼而不作”[2]（《礼记•大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年版），高度概括了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目标。

孔子把实现大同世界寄希望于“仁政”，他说统治阶层如果以德治国，民众会就象群星环拱北斗一样团结在周围并真心拥戴，他自以为自己就是那个通晓世界万象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哲学王”，然而，他的智慧并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使其郁郁不乐而终其一生，可怜的“圣人”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学生，去实践他的“仁政”学说。

通过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论语》 文致出版社,1980) 达到上以恤下、下以尊上、上下同欲、和谐共赢、一体发展的“仁政”状态，是孔子的政治设想。为了更好的实现“仁政”，孔子进一步将仁政概括为“尊五美、屏四恶”，并把“尊五美、屏四恶”作为“仁政”的评价标准。统治者要按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4]（《论语》 文致出版社,1980）的要求树立形象，平定天下、赢得群众的拥戴。然而，孔夫子把统治者 “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之吝”。子曰：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 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5]（人民出版社 《中国艺术百科全书》 《四书五经》 全4卷 2006-12）的行为，定性为“虐杀”、“暴戾”、“害民”、“小家子气”，恰好暴露了孔子劝君向善的世俗乌托邦本性。

孟子是儒家文化的继承人，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 （《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方立天薛君度主编）。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如果国君危害了国家政权就应“变置”， 可废可弑。孟子对儒家“仁政”学说的矫正，完善了儒学的政治学说，勾勒出“儒家乌托邦”制度框架，然而，正是这种“可废可弑”思想，是儒家文化经过“焚书坑儒”阵痛一落千丈跌入深渊，孟子也因此被历代统治者逐出庙门。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各朝各代几乎都转而崇尚孔氏的“仁政”，而回避、遗弃孟子，尤其是对他“可废可弑”观讳忌莫深。纵观中国的“仁政”史，像陶渊明梦境中的“桃花源”和李白斗酒诗百篇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幻影仍绕梁不断，而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理想仁治状态似乎从未出现，那些与“仁政”精神背道而驰的横征暴敛乃至“苛政猛于虎”的政治状态却屡见不鲜。

四、“乌托邦”的基因联络和真实征战

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绝对公正与智慧的哲人王式的人物领导者，《乌托邦》中的“哲学家皇帝”，《太阳城》中的“形而上学者”，《新大西洋岛》中所罗门院的“智者”，《基督城》中的“教师”的人。这种哲人王的理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和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的“仁政”，如出一辙，一般的讲哲人王式的领导者在一批知识精英们辅佐下，以绝对公正与善，统治他的国家或领地。

乌托邦主义者特别强调人类的意志，尤其强调那些持有真理和理性的天才人物的适时出现，这些天才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通过道德的榜样和按照理性的指示形成的社会典范的感召力，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人的善良的天性。这可能就是人类幻想未来情感联络，但是，这种天然的情感，并没有改变宗教的、世俗的，东方的、西方的，阶级的、民族的等等不同类别“乌托邦”之间的理论挞伐与武力征服。

马克思把那些类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幻想谴责为“乌托邦的”，并对“乌托邦主义”提出了最猛烈的批判。马克思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不了解现代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批判。尽管马克思认为当时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有些方案是凭空臆造的、稀奇古怪的，但他未必反对他们著作中描述的种种社会理想。马克思也并没有把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作为原则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加以拒绝。

但是，马克思对中国式的“乌托邦”似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对中国与西方“乌托邦”也没有进行过比较，这可能为中国“乌托邦”意外地免受暴风雨式的理论谴责。实际上，对乌托邦的研究上，中西方也有一些意外巧合，如，1613年，金尼阁神父带着利玛窦神父的日记返回欧洲，恰好康帕内拉在意大利写完《太阳城》。1621年，金尼阁神父在德国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时侯，培根又写出《新大西洋岛》。《利玛窦中国札记》介绍的中华帝国，像是一个现实中的哲人王统治的乌托邦：“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7] （中华书局 （意）利玛窦，金尼阁 著出版日期：1983-3-1）陶渊明发现“桃花源”乌托邦像一场梦，而西方人把发现乌托邦的过程描绘的离奇而令人神往。

《利玛窦中国札记》描绘的中国，出现在西方人的梦幻之中：中国处于东方海上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是一个几千年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平静的、稳定的社会，西方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关心西方。但是，西方人实现梦想，追求“乌托邦”的手段繁杂，其中革命与战争最为常用的。西方各国对东方的鸦片战争，不但撕破了东方大同世界的虚幻，也使自己的乌托邦之梦断于征战之中。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角度称赞那些乌托邦幻想家们的著作的社会批判作用。他把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视为早期无产者革命斗争的最初的“理论表现”，他对克劳德•亨利•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大加赞誉，因为“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是，对中西方乌托邦武力征战，尤其是对英国征服印度和东方时，马克思对此予以高度评，他说,“当英国人入侵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野蛮的殖民统治,给古老的东方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3页)。

五、“乌托邦”想用实践证明一切

圣西门是19世纪初叶法国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希望以一个“只在改善占人口大多数的穷苦阶级命运”的新社会来取代它。圣西门勾勒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叫做“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他虽然因空想不被人理解经常受人奚落，四处碰壁，家庭破产，自杀未遂，幸而靠他原来的仆人收留，才勉强度日。但是他是第一个主张通过社会实践实现“乌有之乡”的想象家。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教育改革家。1800年1月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纱厂经理，推行改革计划，获得成功之后，他1824年他与自己的学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置了3万英亩土地，进行建立“新和谐公社”（“合作新村”）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1839-1845年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和谐大厦”、“共产主义公社”试验，也因缺乏制度支撑而宣告失败，最后他在极度绝望中离开人世，告别了他朝思暮想的“乌有之乡”。

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所有的“乌托邦”，他从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对未来社会理想所作的最动人的陈述。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