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敏：世纪孤魂：两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殷海光、林毓生是师生关系，也是两代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先生早已仙逝，林毓生虽已过70高龄，却还在为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而努力。翻开两人40年前的书信，我不禁为两人的爱国热情及探索学术的真诚心灵而感动。读到情深处，心似乎与他们连在了一起，与他们共悲伤、共欢喜。读后，宛若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今日之中国有几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呢？

一

林毓生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1954－1958）已经深受殷海光先生的影响。当时的台大校园内弥漫着一股现实的气氛，五四运动所宣传的民主、科学精神已遭扼杀，“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学生对政治变得异常冷漠。除了抄抄笔记，大多同学似无所作为。而此时殷海光的逻辑课则似空谷足音，深深震撼了当时充满爱国意识的林毓生。殷先生讲课“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1 与殷海光的亲密接触更使林毓生感受到了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对林毓生的敦敦教导，使林毓生心中的茫然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思想有了导向，精神有所归属”，用林毓生先生的话来说，殷先生“影响了我的一生”。2在给林毓生的指导意见中，殷海光指出，中国的大病根反映在代表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而欲了解（英美）自由主义为何在中国难以生根，则不能不首先把（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包括思想、符号、价值）与制度弄清楚。也许，这预示了林毓生以后的研究方向，而且使林毓生把学术研究的兴趣与个人关怀联系了起来。“经过殷先生的启导，我个人深感兴趣的学术探索与内心深处的救国情怀变得可以合情合理地汇通了。”3正是这种对自由主义思想系统探索的希望，促使林毓生负笈美利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从学于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4。

1960年，林毓生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的的求学历程。很快，他沉浸于探索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知性愉悦中。很多有关西方思想的题目，比如苏格拉底之死的意义、习惯法在英国宪政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等，已使林毓生颇觉“食髓知味”，以致于有种从中择一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冲动。但这和他最初求学的目的，即探索自由主义在中国过去失败的原因以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与如何发展问题，似乎相矛盾。当他将心中的困惑求教于哈耶克时，哈耶克告诉他：“强调个人的关怀并不蕴涵个人必然要受自己的偏见的影响，因为他毕竟是在追求知识。”5由于在心灵深处对中国的关怀，尤其是对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的关怀是根深蒂固的，林毓生最终决定从“个人关怀”出发，专心致志地投入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怀最终使林毓生在作博士论文时选择了一个有关中国的题目。

无论是殷海光还是林毓生，他们之所以将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6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爱国热情。殷海光于1944年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参军，“他满怀爱国热情和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是全国第一个从军的研究生”。7而林毓生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由于读了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8

年轻时充满爱国热情的林毓生曾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领袖的素质问题，因此曾计划成为其中的一员，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理想。但在他渐知自由主义的内涵与政治环境的实际情况以后，才汗颜的发现，“少年时代立志要做政治领袖以便拯救同胞的想法，多么天真可笑！”9在没有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没有心黑、手辣的手段，则难以获得、保持政治权力，甚至可能陷自己与家人于不利。那么，既然这样，生命的意义何在呢？林毓生说：“生命的前提必须预设在某一种意义上，至少我们要去寻找，去发掘生命的意义。”10既然，将精力投入到政治上不再是理想的选择，那么，他便决定将生命之寄托投入到学术探索中去。

然而，投入于学术探索是否就意味着一定以中国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呢？如果说学术探索可以赋予生命以意义的话，则只要能保持自我，并力图超越环境，则未尝不可以发挥出原创的力量。11至于研究的对象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只要出于内心的学术兴趣，且能发现真问题，则一样有做出成就的可能，从而落实生命之意义问题。12如果说，这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那么学问不忘爱国则是另一种同样具价值意义的选择。然而如果太沉浸于“爱国”之思虑中，则学术成就难免受到影响。比如，殷海光提倡科学研究方法，但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言，“moral passion和科学方法的融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tension(if not contradiction,)这种tension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burden”。13殷海光先生的专业是逻辑和分析哲学，这是一门需要静心进行研究的学问。但由于他经常处于道德忿怒和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心情中，自然不易获得重大学术成就。“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14但是，有些人不仅做不出原创性学术成就，而且虽不乏道德热情，却写不出似殷先生那样激昂的政论文字。甚或，行动上为畏首畏尾，远赶不上殷海光那样的道德担当。殷海光面对专制当局的不妥协，实可显见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独立精神。15此外，有些“知识分子”表面上很关心社会，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但却是为了捞取政治声誉或者文化话语权。而政治当局一旦给予好处，则其公共性很快尽失，这种人实际上是权力的追求者。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内的身价”。16因此，我们要将这类人和殷海光式的真正知识分子区别开来。热衷于政论文字写作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学术上的无能，或者说偷懒。

殷海光常称自己是“五四的儿子”17，也许正是针对自由知识分子消失而生的反映：“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18正因自由知识分子的缺乏，殷海光先生才会产生深沉的孤独感，才会将读林毓生的信视作一种乐趣。恰如殷海光所言，“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宁是时代的写照”。19恶劣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既会给殷海光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造成一种深深的疏离感，亦会使其难免产生偏激、乖戾的心态。殷海光之所以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概与此有关。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所说：“与周围社会的隔绝和疏离的痛苦、孤独感，即使因同伴关系而有所缓解，也经常是十分强烈的，这会导致一种――在这个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来――近乎病态的生活和思想作风。”20虽不能说殷海光先生之生活与思想近乎病态，但他之不能像其学生如林毓生、张灏等秉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来进行学术研究，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殷先生并不缺乏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21，他对自己的状况非常明晓，也未尝没有自己长远的研究计划22。

杜维明曾对殷海光的精神状态作过精辟的分析：“诗人的火热和哲人的冷静常是不相容的。一个想要通过逻辑来传达时代信息的狷介之士，一失足就会坠入两难的窘境中。”23虽然，专家学者与自由斗士的角色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如罗素、哈耶克等殷海光所服膺之西方大哲，即是如此。但，立宪民主制之下的罗素、哈耶克过着贵族型的生活，他们怎能想象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先生那样的生活环境。“在一个‘荒芜而又干枯的思想和学术的原野’里，一个有理智兴趣而又满怀理想的学人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闭门造车，写些介绍性的通俗文字……。”24幸好，殷海光有着极强的反思能力，并乐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幸好，他有着在海外一流大学读书的学生林毓生（还包括张灏等），与他们的交流为他打开了一扇天窗。否则，以殷先生激昂的性格，他会走向哪一步呢？殷海光的心灵是开放的，因此，他在恶劣的环境中仍能看到窗外的蓝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我独自出发来寻找出路与答案。当我出发时，我像是自己曾经涉足过的印缅边境的那一条河。那一条河，在那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蜿蜒地流着。树木像是遮蔽它的视线，岩石像是挡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终于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汇聚在一起。现在我发现了自己该走的路。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该走的大路。我现在看到窗外秋的蓝天，白云的舒展，和遥远的景色。25

二

林毓生深受殷海光的影响，故在思想取向上采自由主义。其实，殷海光何尝不是深受其师金岳霖的影响呢？五十年代之后的师生二人可谓都深受哈耶克、博兰尼等西方自由主义大哲的影响。26不过，林毓生由于留学芝加哥及直接师从哈耶克的原因，对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的了解更为系统和准确。

一个人即使深具道德和爱国热忱，未必一定会在思想取向上选择自由主义。哈耶克在批判极权主义制度时，并不认为集体主义计划提倡者有着邪恶的动机，他从来不从道德角度苛责知识分子，但“无论他们的道德抱负多么崇高，他们在有关社会发展的认识论上犯下了错误”。27意图虽然高尚，但“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28国内现在兴起的“新左派”，未尝没有强烈的中国关怀。如任剑涛教授所评价的，“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29因此，道德热忱与思想取向没有必然联系。那为何殷海光、林毓生会走向自由主义呢？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自业师的影响。否则，为何殷、林两位皆言自己的老师影响了自己的一生呢？30

早在1950年，殷海光就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自由主义底蕴涵》一文，力图梳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并指出“伦理的自由主义应为自由主义的根本基础”31。但他自己由于未正式研究过政治和经济科学，内心仍是颇困惑的。当他在1953年开始接触哈耶克名著《到奴役之路》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当我读到这部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哈耶克教授的理论将“自由主义失落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重新救回来，并且扩大到伦理基础上”。因而，他对该书予以了高度评价，并自承“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32 而林毓生由于受殷海光的影响，直接阅读了《到奴役之路》和其他有关书籍（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张佛泉《自由与人权》等）。其实在五十年代，哈耶克并非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但林毓生认为，恰恰此书“成为进入西方纯正自由主义的、具有历史深度的、理论主题的引导”。33后来西方思想界的转向以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失败验证了哈耶克思想之价值。

林毓生比他的老师幸运的多。他不仅在大学阶段就得到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引领，而且得以留学芝加哥在大师门下对自由主义进行系统的探研。殷海光的教导赋予了他道德热情，哈耶克的敦敦教诲和社会思想委员会自由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则赋予他哲人似的冷静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34他，也许不像其师殷海光那样“热烈”，但也因此没有殷海光内心那样的张力，从而得以较为冷静的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

一旦和哈耶克接触，林毓生马上领略了其思想的魅力。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海氏这本大著……立论之严谨，思想之周密，包罗之广博，与辨析之有力，恐怕自洛克以来无任何人能出其右。海氏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自《到奴役之路》建立基础，至此书之出版，似有前越古人，后无来者之势。”35在哈耶克的影响下，林毓生又开始深入接触博兰尼的著作，如《自由的逻辑》、《个人知识》等。博兰尼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其关于知识论之“支援意识”观念在林毓生心中打下深刻的印迹。36

殷海光、哈耶克等对林毓生的影响，甚至林氏后来所提出的一些观点，都可用博兰尼的知识论观点予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