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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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现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在称呼前面，从来就是加上籍贯、朝代，而籍贯、朝代都和民族无关。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如李斯特所说的，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晚清之后，面对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们在强烈的生存危机中激发出一种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而最后则归结为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认同。

孙中山在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从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中国人“太自由”，他说：“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孙中山的意见，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崛起，而民族国家还没有真正建立，民族认同更未产生的状况。而孙中山的批评，则暴露出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之后，如何去通过政治整合去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问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先定地认为所谓“中华民族”，“中国”自古存在，并且传承文明五千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民族主义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之后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通过这种预设的、想象的“民族”去书写历史，把历史描述成为一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的线性过程。这种把“民族”确立为历史主体的书写，用语言文字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沿革，于是一个民族便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以今天的“中国”的眼光去书写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国史，竟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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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影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辟一章为“中国是否一国家”，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像国家”。实际上，传统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连国家都没有，当然更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更没有一个“中华民族”。

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历史的传承发展，维系着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一样中断消失的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但是，传统社会有坚定的文化认同与王朝认同。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在《日知录》“正始”条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顾炎武走出朝代观念，旋即陷入天下观念，在王朝与天下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在还不存在民族的时代，顾炎武面临着他所绝对不认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认同而归于文化，把文化视为价值皈依的命脉――吊诡的是，当清王朝经历了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做出认同中原文化的姿态，前明遗老们便在拥抱传统文化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认同了这一异族的统治，甚至即使并不认同这种统治，也难以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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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原始民族感情――也就是汉族民族感情，主要通过王朝认同表现出来。儒家经典《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国”，在战国时期指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样的诸侯列国，在秦之后则指朝代。我们对古人的误解，往往缘于语言的差异，缘于同一个词语在历史演变中意义的变化。古人也说“中国”，今人也说“中国”，只不过在古为橘，在今为枳。就汉代而论，汉人眼里，中国跟匈奴，是一种国际关系。司马迁自述作《匈奴列传》的原因道：“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匈奴地窜河套一带，已经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内，而当时则是独立政治国家。司马迁把匈奴国史写成“列传”，恰如今天修史，在国史中写“美国列传”、“英国列传”一样。归根到底，当时的人们只认王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

西汉时，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匈奴，而后在上疏中留下一句至今仍然激奋着民族情绪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当我们今天通过历史想象把汉朝想象为“中国”的正统，并且把现在的中国看作汉代的后裔，这句话便由对汉朝廷的效忠，转化为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的效忠了。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效忠，即使最优秀最有骨气的儒家文人，在面临最危急的时候，也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王朝上，把他们的生命价值维系在王朝的兴亡上。文天祥被捕之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长达近四年的劝降，文天祥不为所动，他的理由是：“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所忠者，只是忠于宗庙社稷，因为除了宗庙社稷，确是已经找不到一个更加合适的献身的理由。

我们今天怀着对“中国”的感情，带着语言的眼镜去看历史，于是司马迁的“中国”变成了我们的祖先的中国，甘延寿陈汤的击杀匈奴变成了为我们今天的“民族”驱除外敌。更加吊诡的是，无论是甘延寿陈汤的王朝认同，还是顾炎武的天下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后，都被转化为民族主义思想的表达。“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被改造为“明犯中华民族者，虽远必诛”，亡国亡天下的说法，本意是“仁义兴亡，匹夫有责”，却被改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无论是汉代的甘延寿陈汤，还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没有“国家”的概念，更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经过现代民族主义的改造，王朝认同立刻滑入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也立刻滑入民族认同。最冤枉的是顾炎武，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显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简直有点世界主义的味道，但是民族主义者平添一个“国家”，虽然起到了宣扬民族主义的作用，但是已经跟顾炎武的原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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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朝认同失效之后，文化认同的功能就凸现出来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义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这是先定好的。于是中国文化圈的人们，总是把文化圈以外视为蛮夷之地，甚至不把非中国文化圈内的人当人看。最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时候，对入侵的西方列强表现得方寸大乱，对“夷情”毫不了解。林则徐在到广州接触洋人之前，甚至看到西方军队的正步走中，便认为洋人的腿是不会打弯的。

而文化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元、清占领中原的时候，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考证出“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汉族人便会对异族统治完全接受。清兵入关之后，面对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抗，清政府在政治上建立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便向传统文化靠拢。为了收买立志做遗老，甚至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文人，康熙皇帝实行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那就是由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项文化政策，让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价值皈依的儒生们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清政府的统治。通过这种考试，清政府录用了一批儒生，同时网罗了一大帮儒生的心。但是，这种利禄的诱惑只能对那些梦想着通过十年寒窗得到功名的儒生有效，却仍然无法改变第一流的学者的志向。真正让第一流的学者们坐不住的是修《明史》。“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学者们如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钟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灭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这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正统的最终传承。当清政府决定修《明史》的时候，那些用生命去拥抱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纷纷走出山林田园，投入到承续文化命脉的工作中去。就是连反清最坚定的黄宗羲也逐渐认同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康熙开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义也软化了。黄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中对修《明史》一事评价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在这里黄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词，说明文化认同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认同。而后黄宗羲写《周节妇传》又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从“今天子”转化为“今圣天子”。基于“纲常名教”的文化认同最终总于完全转向王朝认同，并且开始尊“圣天子”了。清王朝主持修《明史》，意味着异族朝廷对汉民族“正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的目的。把《明史》列入二十二史之中，作为二十二史的延续，这是清政府的一张文化牌，打出这张牌子，一方面是网络儒生的心，另一方面，是展示一种承续历史传统的姿态，由此汉族人便在文化认同之中不知不觉地滑向政治认同。因此便出现了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所说的，“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

有人将古代这种文化认同表述为“文化民族主义”，实在是一大误解。因为古代的人们根本没有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也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汉族的纯正，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遭遇巨大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带来的后果是已经不存在纯正的汉族血统，不存在一个纯正的汉族。而人们认同文化，几乎就意味着认同所有做出承续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国”等同于王朝，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已经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了，王朝统治被政党政治取代，而从传统沿袭下来的把国等同于王朝的观念，一转而成为政党，甚至是一党领袖等同与“国家”，于是出现了蒋介石宣扬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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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强势威胁中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民族主义者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寻找自己民族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对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