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 何家栋：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

李慎之说：“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我们有顾准”，不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具有理论的意义。

顾准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的象征，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他在中国历史上专制恐怖统治登峰造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坚持理论探索和反思，是历代先哲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不愧为时代的良心，“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顾准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是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朱学勤说：顾准“穿透”了两大思想“要穴”：一是以法国1789年革命、1870年起义、苏联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与此同时，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也有称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应该从头疏浚，非如此，难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这两大思想“要穴”，可以说是近代意识形态与学术神话互为奥援的脏腑之地。“在上述清理过程中，顾准还收获了一些其他认识，大概只能算作他整个理论研究计划的副产品，但是今天读来也还是令人震惊。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雅斯贝斯轴心时期理论、西方哲学当代语言学转向等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有哈贝玛斯，但是不知道哈贝玛斯，并未妨碍他认识到（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重要。不知哈贝玛斯，也许还有助于他避免今人那种照抄哈贝玛斯的恶习，有助于他从这一问题中剥离出两种极富现实意义的发展前景来讨论：一是具有法权体系上层建筑改革的配套条件，这样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同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甚至拒绝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即使发生某种萌芽，也可能演变为畸型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那样的黑社会。”

本文要讨论的是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他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与贡献。

（一）

议会政治或称代议政治，是民主政治制度乃至现代文明主流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胡适曾说：“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20世纪初的中国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梁启超和宋教仁为代表，曾经衷心地爱慕和热烈地追求过议会政治。胡适说：“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在亨廷顿所谓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亨廷顿认为始于1922年，因为一战结束后增加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民主国家，笔者认为按照中国的情况则可以提前至1919年）期间，中国思想家纷纷转向。

“信仰崇拜”议会政治的始作俑者梁启超，1920年3月访欧归国后《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中说：“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同年9月，由他起草的《改造》发刊词，“为同人所确信”“揭橥以质诸国人”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是“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直到去世前两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仍“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民主”与“科学”的热情呼吁者，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议会政治是立宪政治的主体，陈独秀否定立宪政治，自然是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到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彻底否定了“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他确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陈独秀仍然低估了代议制在民主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譬如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在这里，他根据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政治思维，仍然把议会政治视为一种“形式民主”。

胡适在1935年写过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文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我们可以预料在将来的中国宪政之下，政党的竞争必定不会很热闹的。试看这四年的国难之下，国家意识越增高，党派的意识就越降低，这不单是中国一国的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德意志）的‘全国政府’的倾向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有远识的政治家应该抓住这种大趋势，公开的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造成全国家的，超党派的政治。”“况且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政’，如果真能逐渐实行，也可以防止政党政治的流弊。依我个人的看法，五权宪法的精神是‘无党政治’的精神。”“所以，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在上述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把“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相提并论，说明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议会政治。胡适否定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抽掉了议会政治的精髓。

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也曾是《改造》杂志的重要成员。他在1935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明确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说：“今后立国之要义，……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但是，他的平衡显然是偏向权力的。“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欧战以后，或如俄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专政，或如德国一二年来根据总统大权命令励行节缩政策，或如英之联合内阁谋国内意见之一致，其间盖有一同一现象，是曰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他的具体政策主张也是指向“权力之集中”的。例如，“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联合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又如，“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后，张君劢积极推动战时宪政运动，在《宪法十讲》中提出“人权为宪政基本”，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提“修正民主”了。但他对议会政治的若干修正，仍体现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其流弊一直影响到现今的台湾政治生态。

1940年代中后期，议会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重新复活，但是好景不长，到1949年以后，在大陆再度被全盘封杀。现在发掘大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所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们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会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顾准那样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议会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顾准思想最为可贵之处。

（二）

重新皈依民主的晚年陈独秀曾说：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民主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以雅典民主、共和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民主，以英国大宪章至代议制度形成为主轴的中世纪和近代民主，以美国杰弗逊主义开其端绪的现代民主。下面侧重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审视民主的发展和进步。

以雅典民主为典型的希腊城邦民主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异数。顾准说：“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这种现象，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 (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都事同一律，没有出现过希腊世界那种古怪现象。”民主政制，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上古四大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没有孕育出这个怪胎，但居然在历史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基因。

古代的城邦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顾准说：“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现在有人常常把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混淆起来。直接选举，不论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议士还是选举行政长官，都是一种间接民主的方式。间接民主意味着，选民只管选人，之后的决策和执行，就由选出来的人全权代理了。直接民主则不同，它是由选民直接决定大政方针乃至执行决议的，也可以说是“议行合一”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执行的机构。

在直接民主的雅典，公共管理机构还很不发达，专职的、领薪的公职人员很少，也没有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警察和法院。顾准写道：“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 (英语Bureau就是局，机构； 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