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科索沃危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

1999年5 月7 日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应，自5 月8 日起中国大陆各地连续三天出现了激烈的反美示威游行，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五八事件”是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但对于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而且，由它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持续的重要政治因素，对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选择都将有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固有矛盾、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南斯拉夫局势引发的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等基本因素出发，研究中国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在“五八事件”中的民族主义的反应，以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走向与未来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要理解“五八事件”发生的远因，就必须考察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固有矛盾的复杂性。就美国国内而言，在对华态度上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美国强硬的保守派看来，中国执政党的性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被视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与冲击，并刺激美国强硬派“非我族类”的政治思维。他们认定，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只能使中国更“仇视美国”，而不会变得“更象美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士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主义”战略的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以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实业家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现实主义的温和主张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种温和主张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并在与中国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与思想的变化，其最终结果不但可以使中国发挥维持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伙伴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来的中国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当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卷入”或称“接触”的办法，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实际商业利益，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还是对于美国实现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都是有利的。九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主张强硬的“遏制论”战略与主张温和的“接触论”战略此起彼伏。一般而言，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总统与行政当局基于现实考虑，受“接触论”较大影响，相对而言，意见领袖、国会与新闻界人士中，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当强有力，在这些人士中，“遏制论”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就中国一方而言，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内部与知识分子中也同样存在着强硬论与温和论这两种倾向。主张强硬论的人士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原教旨意识形态左派人士，“反和平演变论”是其思想基础。他们力求采取强硬态度来抗衡美国的影响，以保护他们所认为的独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但随着左派保守政治势力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逐渐消退，这种观点和立场已经在公众中失去其政治支撑点，在中国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具有重要影响。

主张强硬论的另一类人士，则主要是决策层与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前一类型对中国未来政治更具持续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对美态度强硬与他们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关。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

产生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有更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受列强侵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深处一直存在着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情结，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再受到另一方的制约而形成对外干预主义的强势化，这很自然地激起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民众中对美国的疑虑与相应的民族自卫心理。自“银河号事件”以及中国申奥因美国反对而失败，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就开始出现反美情绪。九十年代中期，几位青年作者合写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李希光、刘康合写的《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类时论书籍所表达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它在大众中的畅销，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与心态的突出表现。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高层曾一度表现出对这种民间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由于担忧这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失控，并被异见人士利用来进行超越政府控制的社会动员，后来这种自发民族主义思潮不再受到政府的支持。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的基本做法，是不鼓励、不支持、不报道，并予以及时化解的方式。例如，民间的对日索赔运动、民间对于菲律宾排华事件的自发反应，均受到约束与控制。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中美矛盾未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不但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也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批评。例如，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强调中美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著文批驳亨廷顿的观点。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知识分子确实还普遍对美国抱有温和的态度，虽然上述自发的民族主义和对美警惕的心理仍然在知识分子中相当程度地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构成对美强硬立场的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即左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更具体地说，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价值上根本不认同原教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也并无根本上的反感，有的甚至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自由主义者。有一位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曾对笔者说过，他在访问美国以后也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该国的运行确实相当成功；他只是对美国以人权干预别国事务，有可能对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构成威胁抱有高度的警惕。这一观念确实代表着中国大多数持民族主义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1989年以后，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对美态度仍然是温和论思想。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务实外交政策方针。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白领中产阶级在对西方关系上也属于务实的温和派。作为中国战略设计大师的邓小平显然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的“不出头”、“韬光养晦”、“只要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搞建设就不动摇”等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被概括为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其核心是放弃意识形态冷战与攻势，以避免刺激美国同样地以冷战意识形态思维来与中国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使尚未强大起来的中国处于被动应付的劣势，其结果对中国的伤害会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就经济方面而言，邓小平的对美政策主张通过经济上的互惠合作来鼓励务实的美国人积极采取对华温和的政策。更具体地说，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经济关系，以市场经济提供的机会来吸引外国资本，使西方在中国市场上有利可图，同时也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力量。这样，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对外方针的实施一方面达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开辟市场的愿望。

这一“务实──合作论”的温和政策的双赢战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当的成功，中美贸易的成倍增长也鼓励了美国“接触论”的对华关系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自邓后时期以来，江泽民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温和方针。江泽民在1995年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江泽民访美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基于邓小平制定的这种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精神而取得的。

至1998年中期，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温和派势力都在本国占上风，双方在互动与磨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学会相互克制与合作。当1998年6 月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克林顿在中国的讲话，出人意料地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可以被理解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国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作为回报，克林顿向中国大陆公开许诺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主义”，这同样被中国人理解为中国采取对美国的温和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美国的“接触论”也在美国广大公众与政界甚得人心。虽然，中美之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温和方针成为两国外交的主流倾向。是时，可以说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十年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朱?基在访美期间提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两国对世界和平都会十分有利。”这一讲话最明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温和派的中美关系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务实派政治家力图通过与对方合作来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他们均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政绩来载入史册的。

尽管中美关系中将长期存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美国对华强硬派仍然会不断找到新的机会向温和派的卷入政策提出挑战。例如，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的“军售事件”、“政治献金事件”以及福建船民非法入境事件先后被提出之后，1998年底又出现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两大事件，一是“中国民主党”非法组党事件，二是美国强硬派主动掀起的“核机密泄露”案，为美国强硬派坚持的“遏制论”的重新抬头提供了机会。然而，由于中美执政层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相对的克制与灵活性。只要没有出现重大的信任危机，以上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挑战，但基本上不会使双方温和的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利益互补与双赢的真实动力。这种以务实互利为基础的互动过程，虽然不可能完全化解双方强硬派之间的对峙，但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克林顿与江泽民各自主持的温和政策就可以把上述矛盾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科索沃危机本身与中国的利益并无直接具体的关联，甚至与美国的直接具体利益关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这场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区域性冲突却使业已改善的中美关系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其原因何在？单纯的现实国家利益分析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另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即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领域。这里讲的政治文化是指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会如此看问题，会如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

事实上，上述中美之间近二十年来的渐进温和化趋势，是在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受到掩蔽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但双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1998年的巴尔干危机就使这种原来即存在的政治文化与理念差异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突显出来。

中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表现在，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人权原教旨主义”，美国的民族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新教文化因素。这种政治文化源远流长，从白种人的负担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理想来“解救全人类”。这种人权自由干预主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确实出于真诚，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少数富人对外扩张的自私的贪欲。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为是的堂。诘柯德式的救世热情、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道德信念，也因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有盲目的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这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有密切关联。而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这种新干预主义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