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

一、20世纪中国的几代思想家

喻希来常常在文章中引用梁启超的论述。因为梁启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人。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学生，但从许多前辈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思想家往往兼为政治家或学问家乃至一身三任。梁启超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反过来说则不能成立。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的第一人（梁启超以学术大师的身份出现还要晚于王国维），但他算不上是最重要的思想家。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论如何绕不开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家，但没有人承认他们是思想家。袁世凯的政治保守主义需要由杨度以及东西洋的顾问们来表达，蒋介石的思想性著作《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捉刀代笔1.思想家主要从宏观上思考和阐述人生与社会问题，学问家则侧重于知识的点滴积累与薪火相传；思想家为社会的政治发展指引方向和目标，政治家则为达成既定目标进行团体组织、权力角逐与制度建设。

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总是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

“道统”之说源于韩愈，用在这里并不完全恰当，但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概念时，还是不妨暂且借用。“道统”可以分解为“道”和“统”两层意思。什么是“道”，在时人中肯定会有争议。孔子的“道”显然不同于老子的“道”。一个思想家是否得“道”，要靠后人来评价。在孟轲生活的时代，他的思想并不具有显赫的地位，当时流行的是杨朱与墨翟的思想。孟子被列入“道统”，进而成为“亚圣”，是他去世千年以后的事了。毛泽东曾一度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的“顶峰”，在“四个伟大”之中，他本人对“导师”称谓的偏爱远超过“领袖”和“统帅”。但他弃世不过四分之一世纪，国人在继续肯定他历史上的领袖地位的同时，却对其思想的连贯性与正确性提出了众多的质疑。人间正道一定要有继“统”之人，如果无人发扬光大，通常是思想步入死胡同的表征。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内“两个司令部”之争，当时固然是毛泽东占尽上风，但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正在中国大行其道。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宗传人眼下在喜马拉雅山以北是很难找到了，倒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现在有一个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在党章中规定了毛泽东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2.以当时的影响论，胡适绝非鲁迅的对手；以铅字论英雄，顾准更不能与姚文元相比。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更多继承的将是前者的思想基因。“统”既然有一以贯之的意思，我们就应侧重于几代思想家中具有连贯性的“主义”和继往开来的人物，而不是那些“否定之否定”的“主义”和空前绝后的“天才”。经过思想史的重新洗牌，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也可能被打入副册、划入支脉。列入新道统的思想家，不过是取其代表性而已，并不是说他们在道德上、学问上都是鹤立鸡群。

20世纪中国思想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

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的年龄均大过梁启超，但他们几乎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个短时期内同时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其中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被国人所知还要晚于梁启超。无论从思想的广度、宣传的得力，对当时国人的影响之大以及对现今思想的启示之多来说，作为后生晚辈的梁启超都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代思想家中的翘楚。

陈独秀、胡适、鲁迅、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毛泽东以及“醒狮”派、“大江学会”的思想家们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陈独秀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和“总司令”，但他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再回归自由民主主义的曲折和反复。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思想，在20世纪中国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对于挣脱传统枷锁后国人应当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这大概与他内心深处的悲观主义不无关系。“醒狮”派曾（琦）左（舜生）李（璜）和“大江学会”闻一多、罗隆基等人的思想堪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驱，但他们或者后来思想转向，或者至今仍不太被大陆民众所知晓。只有胡适是这一代人中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与顾准年龄相仿的胡乔木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影响极大，但是他的作用被毛泽东、邓小平的身影所遮盖，非圈内人不得而知。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刘宾雁、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几岁的差异。

在“一二九”一代思想家与“四五”一代思想家之间本来还应当有一代人。但是“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中具有独立思想者寥寥无几，少数幸运儿也没能充分表现出自己这代人的思想独特性。吴敬琏可以向上归并到他的老师顾准的一代，孙长江、包遵信也可做如是观；遇罗克、严家其、金观涛则可以向下归并到“四五”一代。

“四五”一代在四五运动前后崭露头角，他们之中的思想先行者在七八十年代和前辈思想家几乎同时展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采，在90年代更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四五”一代思想家大多出生于1946至1955年这十年间，也可以向下延伸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是“文革”前的“老三届”初高中生，“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后的头几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3.他们之中哪些人可以承继现代中国思想的道统，尚有待历史大浪淘沙。

世纪末的一代中有思想资质者，在90年代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但要真正成气候，能够与“四五”一代思想家分庭抗礼甚至后来居上，恐怕还要等到十年以后。

尽管对中国思想史上世纪之交的一代和“五四”一代的研究有待深入，对世纪末最新一代的研究尚未开始，此处将不涉及这些课题，而是在概述“一二九”一代的分化后，侧重分析“四五”一代在90年代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与研究进路。由于种种先天与后天的原因，笔者忝列其中的前者在思想史上终归只具有过渡性质，真正决定21世纪中国发展方向的还是后者的思想动态――左右交锋、此消彼长以及最后形成的历史合力。

二、“一二九”思想共同体的破裂

与“五四”一代思想纷呈、流派林立的情况不同，“一二九”一代的思想相当一致。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如费孝通、钱钟书这样的一流学者产生于党外的学术殿堂，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这里所说的时代原因主要有三。

从国际环境来说，一战后的世界思想潮流急剧向左转，当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大学讲堂、著名思想刊物乃至主流媒体，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各种左翼思想占据上风。当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苏联趁机引进了大批设备、技术和专家，头两个五年计划搞得红红火火，而大镇压的内情尚未被世人所知。因而苏联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连胡适、罗隆基等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张东荪、张君劢等“第三种政治”“修正的民主政治”的鼓吹者了。

从国内环境来说，由于租界这一“政治特区”的存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不统一，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完全扼杀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仅仅出于盈利的考虑，书商宁肯出版有一定政治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也无意翻译出版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与90年代的出版社不愿意花大力气出版《柏拉图全集》《康德全集》《罗素全集》《杜威全集》而竞相出版“后”学新著是相同的道理。因而“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著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的时局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二九”一代的“左”“右”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日唱“高调”自然容易征服人心，“八一三”抗战前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低调”的态度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在侵华日军得寸进尺、节节紧逼下，胡适希望中国如在一战后期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那样，忍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参加对日作战，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对外是独立自主、伸张国权，对内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在政治民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统一。由于中日战争、国共对立的残酷性，由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样，也就延后了“一二九”一代思想家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成功与权力的腐化，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思想持续极端化、极权化，使得“一二九”一代陆续离他而去。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早早落马，使他率先走上了独立探索的思想不归路。毛泽东自己看中的几个党内“秀才”如田家英、李锐，在50年代后期就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到毛泽东去世前夕，连他的头号笔杆子胡乔木也投入到“死不悔改的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怀抱。从80年代到90年代，胡乔木、胡绳尤其是李锐、王若水，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进行了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有些批判已经回溯到毛泽东早期的思想源头。

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共事的时候，于光远、冯兰瑞（李昌的妻子、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的岳母）与胡乔木、邓力群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各自成为改革派与还原派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及其中国变种，从政治经济上全面探索中国改革的新路；后者主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基本肯定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保留一个经过修补、整容的斯大林模式。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孙长江、于光远、胡绩伟等人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天安门事件以及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等历史关键环节上的作用。邓小平在经济发展方针与经济制度改革方面是以杜润生、于光远等为主要智囊的，在干部“四化”方面则倚重李锐等人；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邓小平最相信的还是胡乔木。在80年代，胡乔木思想曾两次左右了中国政局的走向。1980年夏，在李维汉的倡议和影响下，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时人称之为“庚申改革”动员令，但经过胡乔木的一再游说，这一改革随着天气的变冷很快便嘎然而止。1986年由胡耀邦主持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时，在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准备采取大的动作，又是胡乔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政治改革再次耽搁了下来。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游讲话，胡乔木才最终失去了成为中国的苏斯洛夫的机会。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分歧是非常深刻的，涉及到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主要目标。应当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护民族自尊与增进国家利益，离不开对当今时代的基本认识――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单位一体化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民主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促进社会整合与文化创新、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宪法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还是导致经济凋敝、社会两极分化乃至国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