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与政治

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日益全面的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认识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并不夸张的说，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让人感到遗憾。人们有理由要求一种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思想，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固然可以部分的归因于“文革”中一些做法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它更应该被理解为1978年以来的潜在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广泛流传的结果。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富于批判精神的。1978年以后，它曾在批判思想中一度缺席，但现在它已经活跃起来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蓬勃。而这些都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中去理解。

“中国社会主义”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至少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要依据欧洲历史与现实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它在历史事件中显然并非如此，它产生了许多变种。作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其实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外了。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同时进入的一个时代，而不应该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治革命。苏联革命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件，但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的领导人们根据苏联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它宣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发生。它还进一步要求它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也重复它的模式。

中国也曾一度是苏联革命模式的追随者。但中国革命面临着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现实。追随苏联道路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挫折。长征完成以后，“延安道路”出现了。[1]中国革命放弃了对苏联道路的原样抄袭，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理论上的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成功。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特征，即使在被今天的人们称为“走苏联道路”的时期，它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同时所承担的多重任务，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传统与政治、经济现实。但它最明显的不同于苏联之处在于，作为公认的国家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经常是唯一的针对官方政策的批判者。在这种时候，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便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主持制定或修改国家的各种政策；一方面，他又自觉的为普通群众代言，甚至时常亲自撰写文章，挑起和参与重大的思想文化争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打上了很强的毛泽东的个性印记，时常处于浪漫主义的激进与现实主义的稳健这两条道路的摇摆之中。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战略，莫不如是。

虽然有许多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指标仍然在稳步甚至大步上升，[2]但大多数人仍然把1966―1976年这段时期视为中国的停滞期。通常，1976年毛泽东去世与“四人帮”的被逮捕被看成是中国结束混乱、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1949―1976年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典型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给了几乎所有中国人一种强烈的平等的信念，虽然这一时期并未完全实现，并且还存在着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的“三大差别”，但人们依然相信平等是最重要的；其次，它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恰恰是所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得以开始的前提条件；再次，它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完成了社会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这些正是后来的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最后，它的全能主义国家特征使它取消和吸收了各种民间组织，并代替其功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3]关于最后这一点，在这里不强调福利体系，而只提到了医疗保健体系，这是因为，它的大部分福利只覆盖到了只占中国人口20%左右的城市人口，大量的农村居民则被这个体系拒绝，并未享受到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路线至少在口头上还被坚持了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正式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改革开放的开始同时在国家政策调整与思想文化层面上展开。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始。从那时起，整个八十年代都弥漫着一种狂欢的空气，而在这空气中，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清算与批判。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思想界最富代表性的口号便是“回到康德”。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知识兴趣转向，而是一个重要的姿态，因为它是一个省略句，它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扬弃马克思，回到康德”。因此，知识分子们为了“政治正确”而在口头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表示的敬意和口头上的坚持，并未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清算与批判。官方也一样，口头上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也没有妨碍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展开。虽然知识分子与官方之间仍然发生过几次摩擦，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摩擦的原因主要在于知识分子们所要求的速度与官方主导者们的节奏上的不一致。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始终只是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从未以对现实的批判姿态出现过。在1949年到1979年的这三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被编织成为一套线性的逻辑推论过程而进入官方意识形态谱系。同时，因为国家的全能主义性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安排进了国家体制，成为体制内人，而他们也在大多数时间里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就被垄断在了国家手里，因此使中国只有一个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即官方意识形态。1979到1989年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刚从意识形态造成的精神枷锁中逃离出来的狂欢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被人们以潜在的形式所扬弃。[4]在这段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主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而他们则被人们敬而远之，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出于政治而非学术思想需要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在非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学者中，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也被当成一件“自绝于学界”的事，这时真正的“政治正确”不是口头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敬意，而是对它的批判。另外，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新的社会现象，但它们并未成为新思想出现的土壤。

在这样漫长的四十年中，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编织为一套教材中的顺口溜的时期，因此显得极其僵化；1980年代则是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的时期。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它并未散发出相应的活力。马克思主义被神化并供上神案的时候，它也被冻结、封存了。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官倒”等腐败现象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是往往被理解为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不彻底的结果。而这些又恰恰是1990年代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成因。

转机与危机

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事件常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这些事件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形势变化，国内主要是1989年到1992年间短暂的改革中断期，国际方面则是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加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再次启动，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比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些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更深入、更全面地卷入全球市场体系和全球化过程准备了条件。

1、1989――1992年的中国

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要不要改革的争论都在党内和党外存在着。作为执政党，中共党内的主流是认同与支持改革开放方向与路线的，但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仍然一直存在，并经常影响政治形势与决策。几乎每次知识分子的亢奋出现过度时，他们就会稍占上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政治宣传中的主题之一。

从表面看，“保守派”们的主要诉求是延续1978年之前的路线，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和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出现。但在本质上，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未成为批判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的工具，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是打击对手的棒子。1986年与1889年出现的大规模的学潮都被他们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1986年的事件以撤换领导人结束，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并未成为他们复苏的契机。1989年事件则大不相同，它是大规模的、矛头指向明确且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社会运动。[5]同样，这次社会运动与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它被平息后，“保守派”复苏了。官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总结仍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展开了几近全面的批判与攻击，改革开放的方向也受到怀疑。

但是，从总体上看，1980年代仍然是“保守派”们逐渐失败的时代，这一点从官方对经济制度的定性上所采取的说法变迁上就可以看出来：计划经济――计划为主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在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保守”的“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衰落。1989年到1992年间“保守派”的短暂“得势”也很快就结束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其实，即使这几年，“保守派”们也未能完全控制整个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标志”之一的股市仍然在隆重的典礼中开张了，改革开放仍然在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国家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推动经济改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现象在中国也冠冕堂皇的出现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更大步伐的改革也开始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权利从计划退缩为“宏观调空”。“保守派”们完全失败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重要标志的制度被打碎。

2、苏东剧变

无论左翼人士们是否承认，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落下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让证明是美国搞垮了苏联，即使不能把美国的胜利说成是它在一场拳击比赛中打倒了对手，也可以认为美国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有些人看来，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即世界都以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了。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

苏联解体被大多数人理解为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民主自由对集权专制的胜利。但是，左派人士们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做得好，而是因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得太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大部分追随苏联模式的国家所奉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外来危机或达成某一项共同目标时，这种制度由于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往往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但是，这种政策应该被视为一种暂时的制度安排，而不应稳定下来。一旦它失去可以面对的危机或可以追逐的目标，它的弊端就会显露出来，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家不断的抽取工农业的利润，积累资本，但最后这些资本却不能发挥它的本来作用，而变成培养一个特权阶层的温床。号称“人民公仆”的人最后成了一个社会中特有的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国家的主人们――“人民”――却被抛弃在一边。当民众与这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积累得过多时，它便爆发，而这一体制也就同时崩溃。

当然，这不是曲意回护，为苏联或社会主义辩护，而是试图澄清一个事实。事实上，确实如许多自由派人士所指出的，这种体制本身便是一个集权体制而非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它不包含任何民主的成分。也因此，为它辩护是毫无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