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岳首：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正文
一、“李慎之现象”
二零零三年三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思想界异见人士李慎之在北京逝世。中国境内外思想界人士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除来不及收集的文章外，仅丁东主编的《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的纪念文章就近一百五十篇。一位退休老人受到民间这样的重视为多年来中国所仅见，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等异见人士去世时都没有享此殊荣。饶有意味的是，多如牛毛的中国出版社，竟无一家能够出版该文集，文集最后是以作者各掏腰包，并第一次以无出版号“谨作纪念，概不出售”的方式印刷出版。
李慎之没有专著，公开发表的文本不多，从年起，平均每年只发表三篇有悖官方“主旋律”的文章，但已发生的影响之深之广却已成思想界罕见的事实。从已公开表态赞同支持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人士来看，聚集在李慎之执掌的自由主义思想旗帜下，由不同身份、年龄、国界人士组成的队伍已略具规模，并正日益壮大。
李慎之究竟是否是有深度的思想家，算不算自由派的领军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破题”是在1980年代或是1990年代仍是有争议之题。事实上，八十年代以胡平发表在武汉《青年论坛》的《论言论自由》、陈奎?杂苫?东化工学院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自由论》为例，已有一批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活跃在思想界，但随后这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初啼旋即归于静寂。这除了当时政治环境、学术条件等原因之外，至少也显示这一时期的大多论者并未能全面系统地领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真谛。
笔者无意介入上述争论，认为更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将知识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重组，这种调整和重组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指向，并且不屑于隐瞒自己新的思想倾向，勇敢争取和捍卫自由言说等个人基本权利的现象概括为“李慎之现象”，那么“李慎之现象”何以在此一时期得已呈现并尉为大观？这种现象的意义何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这是中国思想界必需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于李慎之思想从共产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换只是晚近才完成，也由于国内语境的特别敏感和诸多限制，现有对“李慎之现象”的思考文章或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至今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成果尚未多见。
笔者认为，“李慎之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因，特别是与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延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观察和分析“李慎之现象”当然有多视角可以切入。但同时笔者更认为，要准确把握“李慎之现象”必须首先把握当代中国的后极权本质特征，依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人类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认识来分析考察近期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可以使我们对“李慎之现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1
二、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性质
二战期间及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收获和成绩之一便是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和抨击。他们将法西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称极权主义――一种与传统压迫性政府迥然不同的全新政府形式的代表。这种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意识形态和恐怖。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反对派，而是为了实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对内全面控制，对外征服的目的。
一九五一年，美国德裔政治学家韩娜?艾伦特（Hannah Arendt）发表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为自由主义者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理论思路。她不把恐怖视为极权主义统治最本质的特征，而是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中的首要地位。随后，美国另一位同是德裔的政治学者弗里德里奇（C.J.Friedrich）在与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合著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中对极权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①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②以单一的党和集团控制全国；③强烈干预经济；④垄断大众传播媒介；⑤以军警暴力恐怖手段对付异议分子和控制国民身心。2
两位学者对极权主义的上述定义在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知识界（不独是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普遍共识，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对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的观察和分析。
我们暂且延用以四九年划线区分现当代中国，参照上述极权主义定义即不难看出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性质。即便是五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八十年代前当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还是斯大林主义政府模式的“克隆”。在这种政体模式中，“权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谎言便是“真相”，当权者“既是社会资源的实际管理者，也是政治控制的实施者，还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诠释者”。3
走过这段历程的李慎之一辈人，回头望去，看到的正是浸入骨髓的极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一党之外鸦雀无声的“民主党派”，国家对经济的长期“计划指导”，统一论调的大众传媒和在石缝里枯萎的顾准、陈寅恪等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极权主义造成的精神废墟上，在无所不在的“恐怖”中，李慎之曾经“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慎之曾置身于这个政权的上层，深谙其运作内幕，又因编大小参考的职业原因，不间断的接触最新的西方文化，了解其发展动向，加之自身渊博的中外古今知识，从而对“法东斯”（李慎之语）中国极权主义的面目和根源有更入里的认识，4对自由主义的价值有更深层的感悟。
李慎之认为二千二百年中国专制主义的峰巅是四九年政权换界后的五十年5，正是因为这一政权将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变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对人身心的控制比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酷烈。这一政权治下的文革十年浩劫与法西斯集中营、波尔布特大屠杀并列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三大“杰作”。
十分遗憾的是，在李慎之之前，中国多数知识学人尚未能将一九四九年后屡屡发生在中国的悲剧纳入极权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来达到更为深刻的认识。人们更多的是在极权意识形态给定的思想框架中思想如何重新解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绝少意识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认识论构成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即便是自由主义自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后，知识界的许多精英们仍然对最大限度限制“自由”的极权主义表现出有些淡漠和疏忽。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因为这不仅仅是疏忽一个重要概念――“极权主义”，而是疏忽了对究竟是什么机制、因素、手段构成了对自由价值和生活的致命摧毁，暴力何以能规定真理，强权如何得以控制思想等等这样一些应有的追问及其自身的反省。极权主义概念的重要在于它准确描述和概括了一种严酷的生存状态。
三、后极权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严格界定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界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能完全镇住民心，当党国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这就意味着极权主义社会已发生了变化。这种衰变后的社会无法归入其他的政权类型或社会形态，因而学者们便称之为“后极权社会”。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社会的转变，大多是自发的演变，但也可能源自党国自身的改变。一般认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便开始向后极权社会转变。以研究现代政权类型名世的政治学家林兹曾列表比较极权社会与后极权社会之异同，如下表所示：6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Post-totalitarianism 后极权主义
Pluralism
多元化 No significant economic, social, or political pluralism. Official party has de jure and de facto monopoly of power. Party has eliminated almost all pretotalitarian pluralism. No space for second economy or parallel society.
基本上不存在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的多元主义。执政党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全部垄断了公共权力。这个党消灭了极权主义统治之前所存在的几乎所有多元主义。不存在可供极权控制之外的第二经济和平行社会生存的空间。 Limited, but not responsible soci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Almost no political pluralism because party still formally has monopoly of power. May have “second economy.” but state still the overwhelming presence. Most manifestations of pluralism in “flattened polity” grew out of tolerated state structures or dissident groups consciously formed in opposition to totalitarian regime. In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opposition often creates “second culture” or “parallel society”.
在经济、社会和机构方面存在有限的、不稳定的多元主义。但由于一党专政依旧，政治多元化几无可能，“第二经济”可能出现，但国有经济仍占压倒优势。具有多元主义特征的“平行政治”可能随着国家结构的松动或反对极权统治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的形成而出现，在后极权成熟期，反对派常常创造与极权对峙的“第二文化”和或“平行社会”。
Ideology
意识形态 Elaborate and guiding ideology that articulates a reachable utopia. Leader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derive most of their sense of mission, legitimation, and often specific policies from their commitment to some holistic conception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存在一种严密的、作为社会指针的意识形态，宣扬可以实现的乌托邦。领袖、个人和社群从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整体观念中得到使命感、合法性和政策依据。 Guiding ideology still officially exists and is part of the social reality. But weakened commitment to or faith in utopia. Shift of emphasis from ideology to programmatic consensus that presumably is based on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limited debate without too much reference to ideology.
官方仍然维持作为社会指针的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仍部分地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对乌托邦的信念已经减弱。对意识形态的执着为实用主义的共识所代替。这种共识大体上是经过理性的考虑和不太参照意识形态的有限争论来形成的。
Mobilization
社会动员 Extensive mobilization into a vast array of regime-created obligatory organizations. Emphasis on activism of cadres and militants. Effort at mobilization of enthusi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