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飞：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

【摘要】政治民主化对拉美地区左派政治力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拉美左派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环境，既为它们提供了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空间，也为拉美左派的战略选择设置了限制因素。以巴西劳工党、乌拉圭广泛阵线和智利社会党为代表的一些左派政党根据民主化的要求进行了调整，不仅接受了民主选举的夺权方式，而且软化了政策主张，建立了多元的政治联盟，扩大了社会基础，从而为其在21世纪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拉美左派政党上台执政后，将面临如何深化民主的历史性挑战。

【关键词】政治民主化；拉美左派；战略调整  

民主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左派政党面临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之一。如何适应这一新的政治环境，不仅关系着这些政党能否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着拉美政治的发展方向。以巴西劳工党、乌拉圭广泛阵线和智利社会党为代表的拉美左派政党，在民主化浪潮中抓住机遇，对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适时调整，不仅赢得了生存空间，也奠定了夺取政权的基础。本文将着重分析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它们面对民主化浪潮这一新的政治变革而发生的变化和调整。

一、拉美的民主化

西方主流政治学者认为，民主是指以英美政治体制为蓝本、以制度化的政治竞争为核心内容的政体，也是指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则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在西方学界，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制度西方化，是非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

在非西方国家中，拉丁美洲是最早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掀起民主运动的地区。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独立战争，主要任务是民族解放和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民众主义的兴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进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从1978年起，巴拿马、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秘鲁、洪都拉斯、玻利维亚、阿根廷、萨尔瓦多、乌拉圭、巴西、危地马拉、海地、苏里南、智利等国的军政权相继倒台，由民选政府取代，整个拉美地区进入文人执政、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治理国家的民主化新时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拉美左派政党遭受严重损失。除秘鲁等少数国家外，军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在政治上大都推行赤裸裸的独裁恐怖政策，广泛镇压反对派。劳工运动被压制，公民社会受到挤压，共产党和游击队运动尤其成了军政府镇压的主要对象。许多国家的左派政党被打入地下，力量受到削弱。随着军事独裁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拉美许多左派政党随之恢复了合法地位。

但是，对于拉美左派政治力量来说，民主转型所产生的政治环境并非完全有利。20世纪80年代，拉美军政权崩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直接受益的是右派而非左派。①政治环境的变化使拉美左派政治力量依然面临严峻的新挑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拉美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是通过契约模式实现的。军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与民主力量进行谈判，最终实现政权平稳过渡。在此过程中，为维护自己交权后的特权和利益，军事独裁政府只有在对未来的民选继承者有所认同的前提下，才会和平地移交权力，而使它们满意的继承者只能是中间派或右派。它们向民选政府交权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使左派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一些国家在重建政治体制的谈判过程中，有意识地设置了对左派不利的因素。二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之后，重建民主制度已成为国家实现稳定和发展的首要任务。拉美国家民众认为，左派的上台很可能会引起右派的强烈反应，最终使国家重新陷入军事政变频仍、政权不稳的恶性循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军事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选民甚至左派组织本身都认为，在选举中支持中间派候选人有助于政权的平稳交接和重建民主制度。②

智利的民主转型是军政府与民主力量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实现的。皮诺切特军政权在面对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在1988年的公民投票③失败后，被迫同意举行大选。但是，皮诺切特仍然对智利的民主转型过程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是代表民主力量的中左派联盟任命基督教民主党的帕特里西奥・艾尔文为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原因。艾尔文是一个体制内政治家，对待军政府的态度一直比较温和。1973年任参议员期间，曾鼓动军队干预阿连德政府，公开支持军事政变。艾尔文对军队的态度使军队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温和派。1988年举行公民投票后，艾尔文还作为中间派代表参加了与军队的谈判。对此，智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也表示认可，并决定支持艾尔文作为执政联盟的候选人参选总统。

巴西民主转型后的第一任总统也是得到军队认同的温和派。20世纪80年代初，受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本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打击，巴西的菲格雷多军政府采取了“逐步和有控制的民主开放”。此时，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对军人持模棱两可的谨慎态度，并未与它们根本决裂。1985年巴西民主运动党候选人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总统，他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向军队和保守派政治力量游说，保证自己是温和派。他竞选成功后不久因病去世，副总统若泽・萨尔内接任总统。萨尔内也是巴西的政治精英，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是政坛的活跃人物。

可见，民主化浪潮虽然推翻了拉美军事独裁统治，但是左派力量除获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之外，并没有被民众看作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选择。一批来自政治体制内和代表本国政治精英的中间派或保守派政治人物在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上台执政。拉美左派面临着如何适应全新的政治环境的严峻考验。

二、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

民主化进程是在不同政治角色的战略选择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为国家和社会中不同部门和角色的相互作用创建了新的战略背景，反过来又对不同政治角色的战略选择设定了某些限制。对拉美左派来说，民主化进程既为它们提供了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空间，也为拉美左派政治战略的选择设置了限制因素。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随着民主化过程的巩固与发展而调整自己的政治战略，为自己创建有效参与政治过程的政治空间，是拉美左派政党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民主认知的变化

在20世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拉美不同左派力量对民主政治的态度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左派力量因在理论上将民主视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掩饰品，将参与选举视作对革命目标的背离、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妥协和对人民大众革命意识发展的阻碍。因而它们完全拒绝民主政治，倡导以革命的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们谴责拉美各国的政治精英长期操纵自由民主体制，利用民主体制掩盖阶级关系的不平等，因而主张通过改良或革命的道路废除这种虚伪的民主。另一些左派力量则在假设对民主制的积极参与可以“积蓄力量”的前提下，把参与自由民主政治作为传播信仰、扩大组织网络、在人民大众中发展批判意识以促使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并最终实现革命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之一。④对于这种看法，弗朗西斯科・帕尼扎指出：“即使参与了民主的游戏规则，拉美左派仍把民主政治看成是社会正义、经济发展、民族解放及社会经济平等等更高目标的附属品。”⑤不管持哪一种看法，在民主化启动之前，拉美左派政治力量均未把参与自由民主体制看成社会主义和革命计划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在理论上没有重视民主政治，拉美大多数左派政治力量在实践中总是谨慎地避免参与选举竞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拉美左派政党和政治力量倡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激进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民主化进程对拉美左派的民主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它们原有的民主观发生了动摇和改变。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左派修正了对民主的看法，不再把它看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虚假掩饰，转而将民主视作左派争取实现变革性目标不可或缺的途径，并将保护人权和实现民主看成其优先目标之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经历了严酷的军事独裁统治之后，大多数拉美左派组织并未继续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也没有坚持将武装暴力作为夺权的方式。多年被折磨、被监禁和被放逐的悲惨经历使他们认识到，过去所藐视的“形式民主”是值得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和捍卫的制度。⑥

随着“民主治理的优点”被“发现”，⑦大多数拉美左派政党和游击队运动放弃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将代议制民主政治作为夺取政权的方式，积极投身各种选举，在国会和地方政府中寻求自己的代言人，从而融入新的民主体制。以巴西劳工党为例。该党成立于1981年，此时正值菲格雷多军政府统治时期。受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影响，菲格雷多政府采取了“逐步和有效控制的民主化开放”。劳工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投身各级选举。在乌拉圭，最大的左派政党“广泛阵线”成立于1971年。1973年6月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广泛阵线被取缔。1983年军政府答应“还政于民”，1984年广泛阵线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在同年的大选中获得21.3％的选票，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得6个和21个席位，成为全国第三大政治势力。在1989年的全国大选中，该党候选人塔瓦雷・巴斯克斯以34.5％的选票当选蒙得维的亚市市长。可见，拉美左派政党对民主和选举制度的态度变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逐步成为本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针对拉美左派政党对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的认知变化，智利社会党领袖加雷顿指出，民主已经变成大多数拉美左派政党“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部分”。⑧

(二)调整选举战略

民主化为拉美左派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环境。民主化要求所有的政治角色通过选举进行政治竞争，这迫使拉美左派必须根据选举的要求进行战略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拉美一些左派政党进行积极调整，软化了政策主张，使政治联盟实现多元化，扩大了社会基础，逐步转变成温和的中左派政党。

1.软化政策主张

以巴西劳工党为例，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较为激进的左派政党。1981年，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党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和“一个既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的”社会⑨；主张对政治、社会、经济权力进行再分配，实现分配平等⑩。在政治上，主张对国家进行彻底的变革，消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让劳动者掌握国家机器，要求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斗争，建立能保证劳动者权利的社会。在经济上，彻底改变现行财产拥有制度，反对国内和国际财团控制国家资本；控制跨国公司投资，限制利润汇回，废除税收津贴；彻底改变现有的农村土地结构，实行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国际问题上，声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声援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1989年，卢拉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了国家控制金融体系、立即停止偿付外债等主张。在1994年总统竞选中，卢拉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称政府将能源、通讯等部门私有化是对国家主权的凌辱。但经历了多次选举失败后，卢拉意识到调整政策主张、软化固有激进理念的必要性。1998年大选时，他多次强调应该给生产部门以刺激，让它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巴西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实行土改不必以占地的方式进行。2002年大选中，卢拉提出的政策主张更显温和。例如，他对卡多佐政府偿付公债的承诺表示赞赏，且一再声明如果劳工党当选，不会将已私有化的企业重新国有化。(11)在《给巴西人民的一封信》中，卢拉承诺当选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贷款条件，继续执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