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印度构建国家民族的“经验”不值得中国学习

【内容提要】针对“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就印度的“民族大熔炉”政策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稳定等所谓“成功经验”的举证和观点，对印度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是不符合事实的“假学说”，是以讹传讹的“伪经验”。印度在民族国家建构、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不能为中国提供经验。

【关 键 词】语言建邦/身份证/种姓政治/“替代”政策/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印度

“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认为印度独立以来大力推行类似美国、巴西的“民族大熔炉”政策，着力将上百个传统部落和土邦构建为一个统一的“印度民族”，“不搞民族识别”，“千方百计”通过语言政策、历史教科书、音乐、电影等工具强化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所以已经“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所以印度也属于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的“国际经验”之列①。但是，这些绝非该文作者自主的实证研究和“经验总结”，不过是拾人牙慧、以讹传讹的假说，早在七八年前就有学人指出这类观点“与事实相抵牾”的问题[1]。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学界的先期研究，就不可能迎合和编造这类“印度经验”。

其实，这也并非偶然现象，向中国推介“印度经验”似乎是一种学术“时尚”。正如有学人所说：“相对于中国，印度是一个整体上经济落后、社会严重不平等、高度腐败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经常被自由派学者拿来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这里面，竟然不乏世界顶级学者。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华人教授黄XX、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XX”[2]。显然，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以印度为“榜样”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如果不是无知的盲从，那就是试图跻身于“世界顶级学者”的观念模仿。事实上，国内外有关印度脆弱的民族凝聚力、分离主义危险、教族之间冲突、恐怖主义纷扰等方面的研究之多，可谓俯拾皆是。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却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印度仅仅是“客观存在一些部落和宗教矛盾”来证明其建构“印度民族”的所谓“成功”，甚至是包括中国在内都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这当然不符合事实。

因为，若然印度如此，那么人类社会解决民族、宗教甚至是阶级矛盾的前景也就为期不远了。换句话说，如果说印度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经验”，那么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问题也就微不足道了。事实表明，就国际范围比较而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存在着数量最多的语区性、民族性、宗教性的分离主义运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存在着类型最多的本土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何况印度还存在着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分化和政治分立。

一

印度作为亚洲大陆的文明古国，是古代欧亚非人种最复杂、近代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最深重的国度。虽然其古老文明能够与中国相媲美，但是印度却缺乏国家统一和民族统合的历史。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充分利用了印度社会的这种历史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的‘分而治之’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金科玉律。不同的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邦国，合起来构成了这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互相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原则”[3]。因此，在近代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兴起之后，印度第一批系统阐释民族主义的作家班吉姆钱德拉・查托巴迪耶，在解读印度被征服的历史原因时，也概括出了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认为印度人“天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二是“印度社会缺乏凝聚力”[4]。

百多年后，研究者观察印度，依然认为“印度多元语言的各地区却像欧洲一样一直未能凝聚成一个政治统一体”[5]。当然，影响印度社会凝聚和国家统一的原因不仅是语言多样性，而且还包括多民族、多宗教以及在社会中植根深重的“某些精神上的习性和特征”上的多样性[6]63，这种观念性及其群体特征的多样性，使印度历史性地“在种族之间筑起了过于森严的壁垒，并且在等级划分中使低贱者的地位永久化”[7]。对此，不仅早已为印度的有识之士客观认知，而且同样具有世界性的理性共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印度不仅面对着语言、宗教、民族及其所依托的区域性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多样性差异，而且还面对着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和严重的社会阶级、阶层分化。

对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构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都是执政力量的施政目标，甚至经典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同质化目标，虽然被证明是一个“理想”，却始终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影响着执政者，印度即是这方面的典型。1947年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其宪政目标是建立一个“印度民族”，为此而试图以国民同质化的想象来消解事实上形形色色的社会异质性。但是，印度既没有“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历史基础，也没有构建中央集权式统一的现实政治能力，这也决定了“像印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这样缺乏现代工业和通讯技术的前殖民地国家，是更不可能实施直接统治”[8]81，所以印度不得不实行联邦制。这也是印度建国以来未分裂的基本原因，因为“分权和平衡是联邦制的显著特征”，联邦制本质上“存在宪法建立的两个政府层级，各自享有真正的自治，以及每一个层次上的政府都主要对其相应的选民负责”[9]。而且“联邦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10]，这种联邦结构容纳和顺应了印度建国的民族主义特性。如果说美国、巴西建国之初且长期崇尚的民族主义属于种族-民族主义，那么印度的民族主义则是在大英帝国民族主义的“英联邦成员”认同、印度教国家民族主义的统合、“语言-邦”地方民族主义的分权之间博弈、平衡的一种形态。

印度是典型的语言多样性国度，纷繁复杂的语言及其承载者(群体)体现了宗教、民族、种姓等国民成分的异质多样性。殖民主义统治时代对方言的规范化进一步强化这种地区、群体的差异。这也是印度国大党反抗殖民统治率先利用的本土资源，即为了团结各种反殖力量，将“语言建邦”作为印度独立建国的政治承诺。在印度建国后的宪法中，规定了英语为官方语言，印地语为国语，阿萨姆语、孟加拉语等14种语言为邦的官方语言，同时承认其他少数人(民族)语言及其承载者的文化和身份权利[11]。显然，所谓印度通过“语言政策”统合国民，就是承认多语言平等和保护各个语言权利的政策。然而，国大党执政后并未在实践中兑现其政治承诺的宪政宣示，由此造成“语言建邦”的政治动员及其所由产生的地方分权要求，使宗教、民族、种姓等问题从1950年代初开始即趋于激化，这迫使1953年印度政府批准建立了第一个语言-邦――安得拉邦。

至此之后，印度“语言建邦”的运动可谓风起云涌，成为不断推动印度邦级行政区划改变的重要推力，而且至今仍在继续[12]。特别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宗教、民族、种姓、地方利益、政党利益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态势下，印度超越“语言建邦”宪法原则的“小邦化”趋势日益显著。2009年9月，安得拉邦的特兰甘纳地区要求独立建邦的极端性抗议活动(绝食)，迫使印度官方对这一诉求表示了支持。随之而来的是引起“众多党派、种族团体提出新的分邦请求，数量至少达到了16个”[13]。这一过程，也是印度国家强制(或“千方百计”)推行印地语的国语地位渐次受挫的过程，其结果是印度联邦政府被迫承认语言多样性及其权利(邦官方语言地位)。

正因为如此，虽然依据宪法原则在1965年废止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但是在实践中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及其在多语言之间的中介通用作用却在事实上被延续并得以强化。这种“三类语言”并行的国家统一构建，决定了“印度无法形成一种类似于汉语的全国性语言，多语系、多语种、多语族的共生状态将长期存在”[11]。对此，中国应该如何学习？即便是专门讨论印度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在与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的民族凝聚力进行比较之后也做出了“印度民族凝聚力相对较弱”的判断[14]。而语言的统一(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是构建民族国家、整合国家民族的第一要素。从拒绝到承认，在印度的国家语言政策及其所影响的行政区划变动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关涉民族、宗教、种姓等群体权益的承认与保护方面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其中，印度人的国民身份问题也是到2012年才成为印度政府所谓“千方百计”的关注对象。

二

印度是人口众多的国度，这是与中国国情特征可比较的因素之一。中国的户籍制度可谓源远流长，即便是现代国家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从1984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的颁布得以实施，至今近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是对国家身份归属、公民权利的基本承认，也是构建国民身份认同的法律保障。中国居民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是立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承认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民族平等地位和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的国家政策标识，这种身份证明也是实施社会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法律依据。这一制度实施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不断完善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管理、国民认同、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基础。印度是没有进行中国式的“民族识别”，因为它试图回避其种族、民族、语族、教族及其与种姓制度相交织的群体多样性。实际上，印度建国以来，印度人连身份证都没有。

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国内居民没有身份证明，而只在有条件出国的人的护照中标明了国籍归属，对印度这样的12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也就是绝大部分居民不享有证明其公民身份和国籍归属的证件，这种状况就所谓的“国家建构”、“国家认同”而言当然属于最低水平，相应地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效应也必然是最低水平。这不是什么“千方百计”强化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经验”，更没有实现“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虚构或伪造的“比较牢固地建构起了‘印度民族’的身份和身份认同，有力地维护了印度国的统一和安全稳定”。因为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还没有获得国家对他们是印度人的身份认定和证明。这种身份缺失，也必然导致公民权利及其责任和义务的认同缺失。

2010年9月，印度政府启动了世界上最庞大复杂的生物身份识别系统项目(Aadhaar)，开始为每位印度居民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编号。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变很多印度人因无法证明身份而导致处于社会边缘的现状，因为在此之前，“印度居民既无法证明身份，又不能享受建立在身份证明基础上的各类服务”[15]。主持这项涉及搜集人口规模浩大的指纹、虹膜等生物和社会身份信息工程的负责人南丹・M.奈利卡尼(Nandan M. Nilekani)说：“我们正在打造的是一条重要道路。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把每一个个体同国家相连的道路”。在居民个体与国家尚未建立这种连接的条件下，出现一位来自北方邦在德里打工的农民贾利勒所处的境遇就毫不奇怪了：贾利勒由于没有身份证明而无法领取政府在食物、住房、医疗方面的补贴和其他福利，无法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因此，当他完成了身份证登记之后说：“这将会给我一个身份”，“这将表明，我是一个人，我还活着，我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它将证明我是一个印度人”[16]。他迫切的愿望是身份证能够为他开设银行账户、办驾照和买一部手机提供证明。

印度生物身份识别系统项目(Aadhaar)的推行，是印度迟到而非先进的“国家建构”工程。这一项目的推行和实施有利于公民身份的建立，克服社会严重的腐败，尤其是使公民个体直接获得政府的补贴和社会福利。而在此之前，普遍的现象是“仅有1%的印度人有健康保险，概因身份难以证实”[17]。因此，“通过唯一身份识别编号开立的账号和付款设施，政府可以经由电子汇款的方式把补贴直接汇到个人账户当中”[15]，而不是经过多层级、多环节而为人中饱私囊，这无疑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而且，“在一个几乎一直是以种姓、家族和宗教为元素形成的一套标准来划分身份等级的社会，Aadhaar也将会提供一种建立公民社会的捷径，它将是破天荒地把每一个印度人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16]。当然，这只是印度社会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开端，而非什么值得推崇的成功的所谓“国际经验”。

虽然印度政府为公民提供的身份证上不会体现“种姓”这一官方力图回避的口径，但是这不意味着身份信息采集中的种姓、宗教等因素的缺失，因为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