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还在以西方为尺度，印度已经学会了以中国为尺度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5年3月，我们一行四人赴印度国家农业研究院参加学术会议并进行了几天的调研。以下是从印度回来后的一些感想。①对印度的关注大概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在国内学术界，我大概还算比较早的一个。大家知道二战以后的独立国家，一般来讲都把两眼放在西方，放在美国，就像全国各个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样。各个国家之间相互看、相互学习，这个确实比较少。但是随着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崛起，这些相互看的要求，开始在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

如果要比较的话，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当然是一个比较的视角，那么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那就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问题更同。所以十几年前，我一般主要是纸上谈兵了，多次想要到印度去，没有机会，就找了凡是翻译过来的印度的著作大体上都看了，所以对书本上的印度知识，我大概有一点。这次去看，只是跑了一个中南部的海德拉巴，而且只是里面的一个点。信息非常有限，有几点观感，向诸位汇报。

第一个，三天会议当中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学者的讨论总有一个或明或暗的中国背景，而在中国二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会议当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的中国背景，是在最近几年来或者宽泛点十来年形成的，因为印度讨论印度问题原来也是以西方为背景，而中国讨论中国问题永远是以西方为背景，我们不会有印度的视角，这是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

印度学者讨论印度问题以中国为背景的背后，是以中国为尺度，以中国为模范，用中国的发展经验（这里是成功的经验），来说印度的事。所以，参加会议虽然我不动声色，却心中暗喜，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指责的国家，我们是长期输入西方标准的国家，现在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被另一个大国作为尺度。

而目前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以中国为中心，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以中国为尺度一直是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尺度。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确实以中国为中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却以西方为尺度。聪明伟大如毛泽东，他也是把马列主义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以西方的马列主义作为中国的标准来改造中国，更何况一般的学说。那么最近二十几年来的变动是，当马列主义的尺度衰微，自由主义的尺度就要在中国争夺它的普世话语权，作为唯一的尺度。

会后的交谈里面确实隐藏着印度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他的自尊心绝对不亚于我们，但是在中国的同行面前，他的设定是明确的，即多讨论中国这个标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们中国这六十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国的学者一般关注中国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负面信息，当然学者关注一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从关注问题出发那是常态，但是以此来否定中国整个六十年来的实践，那就大逆不道了。所以，印度不断地把中国设定为标准，当一个民族把另一个民族设定为标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们没有的优点也作为优点的可能，就是说他们讲中国如何好的时候，其实把中国浪漫化了。反过来讲，我们把西方设定为标准的时候，也把西方的标准浪漫化了。那些标准不存在西方的现实里面，而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里面。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最突出的感受。

二个感受，是在印度学者讲中、印建国以后发展比较的时候。他们高度关注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他们的论点，尤其是最后一个总结发言的（因为他的发言时间最长一个半小时，一般我们的发言时间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就是他是一个权威，而且他长期从事中印比较研究，对中国很熟悉，在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印度的学术界把他当做权威请来作最后总结发言），他的题目是从印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他讲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为后三十年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土地问题。

印度人讨论印度问题，来设定中国北京的时候，把视线投向了前三十年，所以这个教授发言完了以后，要我们给出一个评论。我的评论是，他的发言放在中国的当代的学术环境里面大体上是左翼观点而会受到右翼的猛烈的批判，但是印度学者经过那么多年的研究，就是前后三十年的连续性，以及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奠定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这大概是印度学术界的一个小共识吧，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本人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

所以，关于前三十年的制度安排对后来有什么影响，他们集中关注的一点就是土地制度。建国后，中国是1950年开始进行土改的，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紧接着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个为后来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影响，那么国内的学者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声音就是说，你把一个乡绅阶级消灭了，因而把传统给消灭了，然后由一批地痞流氓来执掌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是极右翼的观点，然后传统被共产党给彻底割断了，给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道德失衡问题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这是右翼的叙事。

和印度比较，印度传统的延绵性，令印度学者感到惊讶，那么顽强。那么印度的左翼，就是前面介绍过的那个印共，印共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毛派，一派就是马列就是苏联那一派。苏联这一派后来在印度成为合法的政党，因为它放弃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土地作为土地改革，是合法性的，有几个邦还长期地执掌政权。毛派的那一些就在东部的那些山岭，退守到丛林里面，然后还是顽强地坚持土改，那么作为印共，属于印度要剿灭的。

至于海德拉巴，他认为是第三派，是继承马列毛的这个派别，他们的观点是（当然不是学术会议上的观点，学术会议上一般比较温和），就是印度海德拉巴这个派别，他们更强调土改的问题，就是印度没有实行土改。这个话当然也有些问题，印度实际上在尼赫鲁时期实行过多次以“限田”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说你有五百亩，那么另外的四百亩就要拿来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实际上是改良，内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一些印度的历史经验证明，用改良的方式从事改革，大体失败。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因为历史上中国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复传统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农民均分的那种土地制度不可能了，所以采取限田制。在唐以后这个限田制不断地出现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议论当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然后采取均税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实质。那么印度采取限田制，他们的判断是失败了，当然个别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就是没有农业产出的那些地，分掉了是有的，并不是完全没有实行，是实行过的。但是农民得到的土地，一般来讲只能是极差的，因为我提出来他们都笑了，只能得到极差的地。所以它的这个土地制度没有改革。

在印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把英国人赶走了，但把传统保留下来了；而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他们只有反帝没有反封建。“封建”的内容极其宽泛和混杂，因为在中国的反封建主叙事当中，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把地主所有制当成封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1927年到1937年的土改当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同时认为富农的土地就是富农经营的或采用雇工经营的，属于资产阶级而且予以保护。我们原来的那个叙事里面是这样的，把地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的核心内容。在印度当中，左翼的共产党曾经提出这个叙事，但没有被推行，所以他们把英国人请走了以后，原来的这个结构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核心领导力量，这个和中国建国以后的领导力量的转变（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批人），整个的阶级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在印度没有发生，所以它的整个传统保留下来了。

我们除了见到印共海德拉巴的主席，还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印友好医疗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习主席去年访问印度的时候，还给他颁奖了呢。因为印度大家知道有一个名声仅次于白求恩的人物，大家知道叫什么？柯棣华，这个人在印度也有点名气，在中国的名气仅次于白求恩。在他们的叙事里面，在1947年他们解放就是独立，之前也有一个激进的叙事，他们想用阶级叙事来替代那个种姓结构。因为它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阶级的底层来推翻上层，这样来实现平等，传统的种姓制度也可以在革命当中消失，但是没有实现。他们一直认为，印度所出的问题（我讲的是印度海德拉巴的）与没有完成土地改革有关，并一直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说中印的岔道从这里开始，中国开始土改了，他们没有土改，这样它的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

这场共产党的彻底革命到底给新中国以后带来哪些正面的以及负面的东西，要按照印度的经验重新审视。因为我们原来都是革命的叙事，改革开放以后都是自由派的叙事，这两个叙事已经杂乱起来，尤其是自由派的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革命叙事固然有很多理想教条色彩，但是以印度的视角来看这场革命，它确实将阻碍现代化的这个传统割断了，在这里割断了联系。虽然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阶级斗争，也废除了阶级斗争叙事，改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叙事，但是阶级叙事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仍是相当重要的。

在我看来，印度的土改注定不能成功，原因在于它的三千年来的强大的种姓制度。我以为种姓制度在当代的印度只是一个农村存在，他们说不，也是一个城市存在，蔓延到城市里面去了。而且有印度学者讲，印度的工业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很大的原因是和种姓结构有关系。后来，我回来以后在查一些和印度有关的史料，才发现确实如此。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面叫做士农工商，我们长期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商的地位比较低，这个商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并不是说他们集聚财富的能力也弱于农民，所以实际的地位是平衡的。宋以后，士农工商的流动，在法律上也打通了。

他们也问我们中国整个类似于种姓结构的，我的回答是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陈胜的故事，陈胜是一个雇农，在为地主干活的时候他发了一句牢骚，这个怎么是被司马迁记录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种”可以理解为种姓，就是说固定化的等级制度，对不对，没有种，那个时候没有种，而印度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种姓制度。佛教的出现主要的是想对抗这个种姓制度，所以倡众生平等。那么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退出？在公元5、6世纪就开始衰败，在8、9世纪以及10世纪以后就全面地退出印度。

我这次第二个深刻的领悟，是种姓制度和村落制度的结合，使得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时候高倡众生平等，同时退出村落的那种经济生活，所以早期的佛教徒都是流民和乞丐。到了几百年以后，它获得了土地也获得了寺庙，种姓结构也在佛教内部蔓延，这也是导致佛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印度教，主要是从为种姓服务的婆罗门教转化来的，虽然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但是十、十一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印度的主流宗教，而佛教在印度本土消失了。当然伊斯兰教后来以大规模的入侵传播到印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