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米・伊・科京：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人们所写的材料已经数不胜数。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研究者，他们都把苏联解体的一些看上去并不太重要的因素当作了关键因素，做出了全方位的思考。

一

在世界历史上，苏联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它战胜了全世界进步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希特勒法西斯。20 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曾如此所向披靡，那为什么在同一个20 世纪却毁于一旦呢？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失误，有缺点。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伟大的英雄业绩，有人类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巨大成就。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会遭到失败呢？为了更好、更深入地理解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必须清醒地、深思熟虑地思考我们的过去。根・奥西波夫院士在《俄罗斯改革编年史》一书中写道：“苏联之所以解体--这不是瞬间的坍塌，而是国际反动势力与俄罗斯国内的自主的或不自主的帮凶合力长期破坏的结果。”我们赞同他所阐述的观点。

赫鲁晓夫执掌国家元首时所推行的是伪国家和假共产主义的政策，苏联解体的进程实际上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当然，个人崇拜在文明社会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只有当国家元首能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强大。赫鲁晓夫登上国家最高职位后，他所追逐的不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他个人的利益。他脑际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在萦绕：“如何胜出斯大林，报复斯大林多年让他做克里姆林宫当差的耻辱。”“一个人要想超过自己的伟大前任，只有把他贬低和推翻才行。”现在对我们来说，赫鲁晓夫是否知道这个古老的药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是按着这个药方行事的。正像时间所昭示的那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就是对历史的一整套虚构、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体制和苏维埃国家的崩溃不是始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始于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和“伟大的十年”。苏维埃国家是在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成立并开始建设的。列宁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起人，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和清醒的政治家，他很清楚，要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他并没有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而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并在此过程中常常扬弃和矫正自己以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在30 年的时间内，他与自己的战友们一起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西方的一些批评家，也有当下俄罗斯国内不少效仿他们的批评家，在评判苏联社会的问题时，不仅在“寻找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后矛盾，而且责难斯大林‘歪曲’并‘背离’列宁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经验”。如果严格地遵循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科学地思考和历史地评价斯大林在建设和发展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我们就能看到斯大林同列宁是一致的，而且他对列宁的思想还有所发展和丰富。毋庸置疑，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奠定了苏联成为强大的超级大国的基础，这个大国保障了自身和盟友的安全，抵制了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表现出了坚韧、勇敢和英雄主义，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拯救出来。而且，完全可以雄辩地说，是苏联拯救了人类，使人类免遭法西斯的奴役，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免遭法西斯的蹂躏，同时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历史的进程。

在战后年代，苏联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建立了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美国在世界的垄断地位。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人民对未来满怀希望，为自己确定了伟大的建设任务，迈着坚强的步伐前进着。当时，苏联人民创造历史，也与历史同呼吸。苏联人民的榜样鼓舞着世界人民，呼唤人们热爱和平与争取社会进步。

在我国创建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极为复杂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抵抗，对实施社会主义伟大和崇高的理想带来了严重干扰。无需讳言，我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失误、错误，甚至是失败。现在，那些形形色色的对俄罗斯不怀好意的人，对这些缺点拼命鼓噪，进行投机，妄图以此来“证实”社会主义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应该指出，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不善于理解20 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新的现实。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掌握不足，没有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不善于制定新的方针来发展经济，没有进行合理的权力下放，没有扩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没有考虑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利益及公民的首创精神。在斯大林领导下，行政指令的方法还奏效，这是因为当时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需要动员，况且经济关系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国家计委、人民委员会确实能了解很多细节，因此可以从中央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但在新的条件下，由于转向集约式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等等，国家再从一个中心对经济进行调控，就成了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求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要求有新的科学和技术创新，而这与严格的国家规定是相抵触的。斯大林对这一点也是很了解的。1952 年秋，在临去世的半年前，他写道：“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革应该是有机的……植根于传统并逐渐地恢复东正教的自我意识。争夺土地的战争--争夺资源和能源，马上将取代‘冷战’。应该对此做好准备。对我们的科学家来说，掌握新式的能源，应该是优先考虑的任务。科学家的成功就是我们在将来独立的保证。”这是多么惊人的洞察力啊！

应该承认，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国家已经出现需要解决的严肃问题。能源生产减缓，运输费用增加，经济发展的很多指标、劳动生产率状况、能源消耗等等都在恶化，引进新技术、电脑化等也变得很困难。俄罗斯技术落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对科学的投入有所下降。反苏联的、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国内广泛展开，民族主义的势力越来越经常地猖獗起来。这样一来，席卷俄罗斯的悲剧就开始带有全局性--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人口、生态、科学、文化和道德等各方面。

二

现在，出现了很多对苏联解体原因的阐释，其中最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苏联的“不可改革论”。这一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站不住脚的。苏联建设的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学说，把社会主义当作历史自然发展的有规律可循的结果，当作自我发展的社会，当作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早在1918 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列宁就指出：“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说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想做些什么，……这些我们是知道的，也是我们要说的，而这会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大自己的力量，而只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什么，我们还打算做些什么。但是，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①苏联的“不可改革论”从历史角度看也是不正确的。在作出可能把1917 年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后，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了十月武装起义。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导人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后，俄罗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和国家的电气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所有这一切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里程碑，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的完善。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成立了特殊的最高国家机构--国防委员会、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领导最高机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他与其他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并肩作战，在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同时，制定了战争条件下经济的发展纲要，制定了军事科学、对外政策的纲要和保护苏联国家利益的纲要。战后时期，又制定了恢复被法西斯所破坏的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规划。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无论是在国家结构上还是在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都在发展和变化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同时也在发展变化着。

美国学者斯蒂文・科恩写道：“苏联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灭亡的这一论调，就像俄罗斯学者不止一次地所指出的那样，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简单分支，这与苏联学校里所讲授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除此之外，这是事后预言的典型范例。我们面前就有来自三位西方顶级专家的说辞。按照第一位专家的说法，1990 年，苏联的终结“绝对是不可思议的。”而在1998 年，第二位专家说，“至于说苏联坍塌了，任何人都不会表现出一丁点儿的惊奇。”在2002 年，第三位专家说，“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说法是多数人的观点。”这是什么？是观念上的一大发现？抑或是“西方智慧”的思维？还是在政治上玩时髦？一夜之间，专家的评价就把“不可思议”变成了“不可避免”。

预先确定苏联命中注定毁灭的说法，常常就是这么三点。他们当然都是以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性”为出发点的。“苏联是一个帝国，而所有多民族的帝国命中注定都是要灭亡的。”“帝国命中注定灭亡论”在叶利钦的圈子里也被多次使用，这一说法帮他取缔了苏联。遗憾的是，这一说法到现在还很有市场。

有人还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苏共放弃了统一，脱离了人民，归结为党不善于表达共产党自身的要求，也不善于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切身利益。党越来越多地把行政和经济职能揽在自己手里。

一方面，这大大地加强了党的权力，可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党，从而使它逐渐丧失了政治和思想道德领导的高度，也就逐渐疏远和脱离了人民。

党作为先锋队，应该用自己的纲领、战术和组织原则来武装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组织。党员应该成为政治工作者，联系群众，具有首创精神。但是，在赫鲁晓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来，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国家中上下严重脱节，言行不一，组织重叠，提拔干部方面有严重的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思想压制，与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对立，企图削弱苏联科学院；破坏伟大的卫国战争统帅--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人的名誉，把元帅们的功劳归为己有；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搞唯意志论--对中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及其他党恣意妄为；放弃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如制造加勒比危机等等。

勃列日涅夫在1964 年开始领导党和国家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完善上，但却未能在应有的程度上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他所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加剧了人民对苏共的消极态度。

自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威信就下降了，况且他们都已年迈，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党的由“上级任命的干部” 阶层，退化也越来越严重。党丧失了自己以前的工作能力，精力没有过去那么充沛，却到处抓特权。如此一来，党的领导层越来越多地脱离了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党失去了清醒评价社会所发生的进程的能力，失去了做出不带成见的结论的能力。

苏共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庞杂。当然，入党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些相信社会主义原则正确性的人，他们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准备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但与此同时，党内也混进了不少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钻营之徒或者简直就是恶棍，他们想在党票的掩护下实现自己个人的肮脏勾当。最终，这从总体上挖了共产党的墙脚，使很多正直的共产党员，更不要说普通居民，丧失了对具有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苏共的信任。人们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情绪不断蔓延，劳动纪律涣散，道德水平下降。一句话，人们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责任心降低了。

在20 世纪80 年代，国内民族主义趋势已明显抬头。无论多么荒谬不堪，但恰恰就是它们，似乎成为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所取得的成就的独特方面。这么一来，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民族文化的发展，导致早已消失的民族主义沉渣泛起。他们把一个民族的功劳记到另一个民族的功劳簿上，把一个民族的作用、它的科学和文化凌驾在其他民族之上，贬低、有时常常是否认另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作用，把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相互协作的纽带一刀割断。其结果，直到今天，甚至连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些共和国和地区，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民族自私和民族自大的做派仍极为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