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关于英国自由党百年沉浮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在有组织的对抗中失利，缺乏战斗的意识形态，并未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是造成英国由贵族政治转向大众政治后自由党百年沉浮的主要原因。并通过对自由党命运的分析，认为现代英国政治又重新成为了一种“游戏”政治，各种政党只求执政的工具性日益突出，其原则性区别基本消失。

关键词：自由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政党机器

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自由党衰落的原因一直十分关注，其基本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自由党所信奉的自由放任国策遭遇到了危机；第二，工党的兴起加速了自由党的衰落；第三，20世纪初英国阶级政治的出现，使自由党丧失了坚实的社会根基。1这些看法均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自由党既未能重新执政，也没有彻底从英国政坛消失，个中缘由，却未见有人深入探讨。因此，作者试图从这一现象入手，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自由党百年沉浮的原因，从历史与政党政治的角度做一个概略的分析。

一， 在有组织的政治对抗中失败

自由党的兴衰与英国大的政治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因此，从英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在前一阶段，是英国政治由精英政治转向大众政治的时期，而其原有的政党政治结构，也发生着相对的变化，自由党的衰落，就是这样的变化中未能把握时机的结果。

首先，是自由党在英国有组织的政治对抗中逐步丧失了其固有的阵地。

19世纪是英国两个主要政党面临空前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的实质，在于选民范围的扩大使英国的政治已经开始从传统的贵族政治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政治转型，这对于原来本属于上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游戏”政治，是一种质的变化。尽管到1900年时，英国议会的成员仍然主要是贵族，所以西方学者称其为“欧洲最好的俱乐部”。2但变化已经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政党都必须按照新的形式重新构建政党的组织。在政党的组织工作上，自由党无法与保守党相比，党的督导员与注册委员会经常脱节，使自由党在英国的政坛上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3这一方面造成自由党的活动很多时候依赖那些十分有名的首脑，保持着一种传统贵族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则使它难以经受严重的政治风暴的冲击。就党的内部结构而言，由于其坚信的“自由主义”，使英国政坛上希望改革的力量都聚集到了自由党内，造成党内一直存在多种派别，并且这些派别的利益与自由党主流并不完全一致，留下了以后分裂的隐患。

一般而言，保守党在基本的组织工作方面比自由党扎实得多。早在迪斯雷利时期，在全国的各个选区，保守党基层的以选举为目标的“议会代理”人员，其收入就基本来源于政党的选举费用，保守党在19世纪中期以后吸收了大量工商阶级成员进入自己的队伍，所以从总的趋势看，保守党比自由党征集选举基金的状况要好得多。4而自由党原本由辉格党继承而来的那些党内基本力量，却由于1884年的议会改革方案而逐步丧失。不断增加的选民和以及规定15000-5000人的选区只能有一个议员（单一议席制），使辉格贵族失去了传统的政治资源。所有的选区都开始了真正的竞选，自由党已经无法使用原来那些贵族式的方式来控制选举的结果。5于是，当新增的选民开始进入英国政治舞台后，自由党的危机就出现了。

这一危机，主要是独立的英国工人政党的出现，使自由党难以从传统的“左翼”面貌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工党的能量主要在于其组织。从工党初建开始，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职工大会就是其最重要的力量和最坚定的支持者。1918年，工党总成员2，465，000人，2，960，000人为职工大会成员。6职工大会严密的组织体系，成为工党获胜最重要的资源。

自由党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改革的象征，甚至在工党产生以后，自由党在社会改革方面也做得不错，然而，自由党却从来没有将有组织的工人完全纳入自己的队伍，结果，工会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是否在自由党内存在就决定着自由党的命运。一旦这支有组织的力量倒向另一方，自由党的危机就开始了。选民在工党和自由党之间的选择，更容易从自身的组织出发而投票。因此，工党以工会为基础的组织，在击败自由党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20世纪前30年，由于英国政坛的剧烈变化，英国的政治头面人物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丘吉尔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变动，麦克唐纳对工党的“背叛”，以及劳合・乔治的一意孤行，都给英国的政党政治带来了冲击。然而，麦克唐纳对工党的背叛，以及独立工党与工党分道扬镳，都没有对工党产生致命的影响，但自由党几个领袖人物的各自为政，却最终对自由党造成了崩溃性的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保守党和工党组织方面的工作都远远超过了自由党。工党以工会为自己最基本的组织，保守党则经费充足，能够动员足够的资源支持自己的竞选机构。而自由党的组织工作本来就不如它的对手，全靠其头面人物维持其政党的正常运转，其组织化程度一向不高，一旦面临危机，几个主要人物各自为政，自然会给这个老党造成致命的打击和后果。

当工党在1918年采取社会主义学说和纲领的时候，英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在精神上和思想意识上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而自由党从来没有真正地将劳工力量纳入自己的基本组织，显然最终也就失去了在政治上“代表”劳工的可能性。于是，从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自由党在大选中一步一步地从英国政坛的主流地位退出。1918年自由党尚可与其他政治力量联合而维持劳合・乔治的首相地位，但以后自由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下降，1923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得票率为29.6%，议席159，而工党则为30.5%，议席191，首次超过了自由党，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政党。7而自由党从此以后再也未能成为第二大党。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表明自由党在现代英国政党政治有组织的对抗中已经失败。

二， 缺乏战斗的意识形态

20世纪初，英国选民的大量增加已经将英国原有的贵族政治转化为了平民政治。而平民政治意味着，无论哪一个政党要想上台，都必须要有能够吸引大多数民众的能力。如果从英国劳工阶级的成员占选民多数的情况看，工党显然占有一定的优势，而保守党似乎具有天然的劣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上层英国工人的保守性对于理解英国社会的统治形式极为重要，没有他们的这种特性上层中产阶级的精英无法维持其政治上的优势。实际上，从19世纪工人阶级的选民开始获得选举权后，三分之一的工人投票者坚定不移地支持起源于贵族、决心维护传统的特权和不平等的政党。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原因：1，政治顺从，工人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顺从，他们投票选举那些比他们“更好”的阶级，相信他们“生来就是统治者”，尽管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特权，却认为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使事物更合乎其本身的原则。82，社会愿望，对很多工人阶级的成员而言，自我改善的愿望主要是个人而非集体主义的行为。保守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性质可以唤醒这种意识，并且在工人阶级的社群中，成为“保守主义者”是一种个人有了社会改进的标志。9

保守党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不仅在工人中的部分成员，就是在一般的英国民众中，也有相当高的支持率。保守党认为个人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只有具有财产资格的人才有统治社会和管理国家的资格。也正因为这一点，保守党认为政府对经济方面问题的干预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必要方式，这一点甚至比自由党和工党都要早。10

而自由党是在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的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自由党自认为它是工业阶级（无论是工业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谁也无法保证老板和雇员的利益永远一致。它信奉自由放任，认为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应该降到最低的限度。工人的工资等待遇，主要应该由市场去解决。这些观点在英国经济发展顺利时还大体可行，遇到危机，自由主义就显得束手无策。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期，尤其是191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整个欧洲大陆原有的政治联盟及其意识形态都面临着它巨大的冲击。而在受到冲击的原有体系中，19世纪最受欢迎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大的输家11。工商集团的成员中，“无论大小”，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都倾向于认同保守党。12甚至自由党在有关自由贸易问题上做出重大调整后，也无法获得工业界的支持，其根源正在于此。

政党之间部分的“跨阶级”现象并不表明英国当时的政治与人们的阶级意识无关。事实上，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正是英国阶级意识十分浓厚的时期。劳工阶级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利益，而且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慈善和教育机构，这与美国的雇员并不认为自己与老板是两类人有重大的差别。13在英国政坛上的反映是，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成员是工党的支持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于支持工党――这是以工会为基础，并扎根于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的政党；同样，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成员习惯于支持保守党，这个政党总是与财产、特权和等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变化格局中，自由党的“跨阶级性”处于一种两面的夹击中：首先，阶级的结盟政治使自由党没有多少空余的选票资源；其次，无论是以工人阶级或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地区，都分别被工党和保守党瓜分，他们的候选人很容易成功，而自由党的候选人即便能争取一定的选票，当选的可能性也很小。然而，自由党在这一场艰难的角逐中，最为不利的是，它始终无法寻找到一种既与其他两党有重大区别，又能够吸引选民的政治纲领。事实上，自由党一直在力图改善自己的形象。其中，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应该说，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没有自由党人凯恩斯在社会面临危机时的理论贡献更大。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贝弗里奇报告为蓝图的英国社会改造体系，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化解当时英国社会危机一种可能的最好选择。然而，不仅工党立即将它接过去，将福利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就是保守党在贝弗里奇报告出台时也认为，“这个报告不仅听起来而且本质上完全是保守主义的”14。于是，自由党在这一关键的时期为全民提供了共识，它的政策可以为其余的政党吸收，却并没有一个只有自由党才能执行的“纲领”。在英国的政治市场上，也就没有了它天然执政的位置。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党在这一阶段的劣势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念有关。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德国学者施密特（Carl Schmitt）曾总结了自由主义政治模式的优劣，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只是有着不确定的联系，它们是建立在相反的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的个体都应由于其共同的人性而受到平等对待。由于随着党派代替单个的知名人士成为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商讨也让位于集体利益间的竞争。选举辩论由这些党派来组织，由它们确定选举日程和操纵选民，结果是精英民主的系统开始变质，“民众被一种宣传机器争取过去，它们最大的作用就是迎合民众的直接利益，煽动他们的情绪。实质性讨论所特有的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不再存在……这些党派……在今天不是正面交锋对观点进行讨论，而是作为社会或经济群体，计算着它们的共同利益和获取权力的机会。”因此，公众意见的形成“不再是一个如何说服对手接受真理或某个观点之公正性的问题，而是如何赢得大多数，从而利用他们进行统治的问题。”党派统治是对自由主义中人民主权、代表权和分权概念的嘲弄。议员们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只是成了游说的工具。议会也不再是一个公开的辩论场所，而变成了由“看不见的统治者”组成的封闭的委员会和机构的前厅，而这些几乎统统都为行政部门所控制。议会程序退化成“一种多余的修饰，无用甚至还是个累赘”，“其辩论式的公开讨论只是徒有其表，毫无实际内容。”15

换言之，大众政治使政治变成了以竞选为主的政治。在这样一种新的政治游戏中，一个政党的成功已经不仅仅是它基本的政治哲学原则，而是是否能将自己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如何包装自己的问题。一个政党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纲领，甚至是具有煽动性的纲领，以便获取大众的支持。最根本的一点，是你必须承诺给大众以可能立即获得的政治或物质利益。在这方面，工党选择了“左”（宣称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