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转型

内容提要：

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后发展国家在二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战略模式，这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模式，一度被认为是后发展国家实现“赶超”目标的主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重创。随着东亚奇迹的结束和全球民主化的转型，人们对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道路开始总结，特别是对这些国家经济成就背后的重要制度因素即发展型国家模式进行了剖析和反思。本文对什么是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以及如何超越发展型国家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一种后发展型国家模式正逐渐形成。

关键词：

发展型国家模式、经济政策、转型、后发展型国家模式

一、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源起

过去一、二十年来，随着东亚奇迹的结束和民主转型的全球化，人们对东亚地区以及其他曾经获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道路开始反思，特别是对这些国家经济成就背后的制度因素进行总结和剖析。其中，研究者们近期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思考。发展型国家理论是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经历后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模式试图解释某些实行非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后发展国家何以能够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并进入较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行列。

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东亚为首的一些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领域迅速崛起，从1960年开始的近二十年中，日本的经济年增长率超过7%，而韩国、新加坡、香港以及台湾地区的经济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8%，高速的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令世界注目的经济奇迹。这些经济发展的成就引起了许多学者对经济奇迹背后的制度性因素的探究，许多学者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国家的巨大作用，并形成了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

约翰逊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启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论述。作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先驱，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模式，一种新的发展战略，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日本的经验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新的模式。其后的许多个案研究，例如戈尔德（T. Gold，1986）与韦德（R.Wade，1994）对台湾的研究，阿姆斯登（Alice H.Amsden，1989）与吴-库明斯（Woo-cumings，1991）对韩国的研究，以及诸多对东亚或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例如F.Deyo，1987；G.White，1988；S. Haggard，1990；Weiss and Hobson，1995；Evans，1995），也都在前述研究的启发下来分析东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领航作用，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较早研究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学者约翰逊指出，发展型国家是被认为是介于英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采取市场经济但国家介入的模式，就是计划―理性(plan-rational)的形态而与英美的市场―理性(market-rational)类型不同，计划理性的国家比市场理性的国家更有意识地介入市场运作，而不只是制订市场运作规则而已。市场―理性的国家关心的是经济竞争的形式和程序（规则），但是它自己并不关心实质的事务；发展主义或计划―理性的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它具有实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目的。在计划―理性的国家中，政府给予工业政策最大的优先，重视国内工业的结构，提升其结构以强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工业政策的存在本身引导了经济具有策略性的和目的导向的作为。相反，市场―理性的国家通常并没有工业政策，仅仅制订经济活动的规则。1

怀特和韦德等人认为，发展型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是社会转轨的主要行动者。在东亚地区“有指导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扮演了一种“推动国民经济利益的组织者角色，同时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有效地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2维斯和霍布森指出，所谓发展型国家，是指国家官僚有意识地将发展视为优先,利用政策工具和能力,将国内稀有资源投入重要产业部门，以提升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一种国家形态。3卡斯特则认为，当国家讲其合法性建立在推动和维持社会经济发展，并将发展理解为稳定的高经济增长率和国际国内生产力制度的结构改革的结合时，就可以将这种国家称为发展型国家。4

尽管在具体的内涵方面存在着分歧，但大多数学者均同意发展型国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构成：信奉发展主义的理念，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目标；安排发展的先后秩序，如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特定的政府组织安排，通常是成立一个由理性的官僚所组成的经济发展的领航机构，负责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并由强有力的政府机构负责推行政策；与产业协会、企业界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关系，通过协商方式推行发展政策。

这样，由于许多学者将发展型国家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经济关系模式，这一模式也就相应地被运用于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家，如20世纪50-70年代的巴西、墨西哥、以色列、土耳其等。甚至有学者将16、17世纪的尼德兰、1850-1914年的德国也当作发展型国家来进行分析。5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巴西等具体而微的实证材料，但这些材料仅仅揭示了这些国家如何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变为发展型国家的历程，并没有揭示发展型国家形成的真正动因。显然，从许多学者将发展型国家看作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制度现象中，我们不得不需要思考：推动发展型国家产生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著名学者格尔申克隆曾经对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作过分析，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一旦开始就越强烈，就越是倾向于大工厂和大企业，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是强调生产性产品而非消费性产品；一个国家经济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可能按照某种有组织的指挥前进。6但是，格尔申克隆仅仅指出了一个经验事实，仍然无法使我们充分了解发展型国家的成因。

本质上，发展型国家的出现，其背后主要是一种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原因，因为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战略、政策的选择，是后发展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设计，国家作为发展型国家模式的选择者和实施者具有决定性的功能。或许，理查德?多纳等人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解答。按照多纳等人的观点，发展型国家的出现，是政治领导者在面临极其有限的政治环境的压力下寻求的一种出路。这种政治环境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任何下降将引发失控性的群众运动，从而对政权构成威胁；二是由于国家安全无法得到确保而寻求国际贸易和战争物资的需要；三是由于政府财政匮乏而导致政府预算的紧缩。他们将这些因素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环境压力称为“制度性脆弱”，一个政权如果不解决这些制度性威胁和提高政权的表现，将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解决这些威胁的根本在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7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和政策来自于政治精英的选择，而政治精英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确保其权力的合法化，在社会中寻求支持联盟。在这一考虑下，政权将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当作一种工具，尽可能地压缩个人利益在政治中的体现，以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为国家的首要目标，从而推动了发展型国家的形成。

不过，“制度性脆弱”的特征或许是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均会面临的问题，但为何发展型国家模式只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才得以成功实践。同样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后发展国家，一些国家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是出现了权威主义体制和脆弱的经济并存的格局。从东亚地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另外两个关键的因素同样不可或缺：一是有管理的市场，即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自由竞争的市场进行了有效的指导，从而避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活动的无序和缓慢的发展。有管理的市场理论认为，东亚地区经济成就的优势大部分由于三者的结合：很高水平的生产性投资，迅速地把新的技术转到实际生产中去；有较多的资金投入某些关键工业，这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让许多工业暴露在国际竞争面前，暴露在外国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上。8这种有管理的市场强调政府有能力影响资源的配置，以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扭转了自由市场中的企业追求短期效益的不足，这是许多非发展型的后发展国家所无法实现的。

另一关键性因素是国家制度化水平和国家能力。发展型国家能够制订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并有效实施，不得不依赖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化国家。可以发现，成功地实施发展型模式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是那些完成了国家或政权建设，政权相对统一、法治和制度化水平较高、政府能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国家处于分裂、特殊利益集团能够对公共政策形成巨大压力、政权的制度化水平低弱，即使国家面临巨大的政治环境的压力，也无法形成一种发展型国家模式，更不可能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后期在东亚及一些地区出现了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这一模式提供了除了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以外的新的发展模式。

二、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

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后发展国家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按照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后工业化和后发展的国家中如果要实现合理的发展，一个强国家或有效的政权是必需的，因为现代市场的出现和经济结构需要国家来推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了一个繁荣的市场如何重要，但却没有回答这一市场是如何出现的。艾利斯.阿姆斯登描述了后发展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那些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要求实行低利率来推动投资，但是又要求实行高利率吸引人们储蓄；它们需要低估汇率来推动出口贸易，但又需要高估汇率来使外债支付成本最小化，同时需要进口原材料，以及自己无法生产的中间物品和资本货物；它们需要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压力，又渴望自由贸易来满足进口的需要；它们有一个稳定的增长环境，能够使资本留在国内，引导资金投向长期效益的目标，但经济稳定的前提却是经济增长。9

后发展国家面临的这些矛盾，使得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必须创造一个市场，而且不可能容纳一种自由主义的市场，政府必须“扭曲”市场的运行，推行干预主义的市场经济或实行一种“有管理的市场”，政权不得不制订产业发展战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或外向型发展战略、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甚至采取严格的经济管制措施。这样，发展型国家对市场进行扶持、管理和引导，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就必须具备如下几个要素特征：

第一，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社会基础：强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发展型国家涉入市场和社会的前提就是国家有能力规划政策并有效执行这些政策。这就要求国家具有很强的能力。强国家能力首先要求后发展型社会基本完成国家建设，政权的制度化水平较高，国家具有相当的整合水平。经验表明，许多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之所以难以有所建树，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发展型国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国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C?托马斯在研究权威主义政权产生时探究了这些国家中国家自主性来源问题，他认为，经历了殖民地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家的自主性主要来源于：（1）国家权力与统治阶级权力之间的关系脱节，政治关系与阶级关系缺少一致性以及国家领导的个人化倾向。这与发展中国家社会几乎所有的阶级、阶层发育不成熟有着密切关系；（2）政治上层建筑的过分发展和扩张；（3）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导致了历史上官僚的形成和生长，并形成一个独立的集团；（4）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5）国家介入生产和再生产体系，承担了重要的经济职能；（6）资产阶级传统的“三权分立”未能在这些国家的宪制规则中得到体现，致使国家权力不受限制。10

国家的自主性使得国家能够制订和推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与社会中的主要集团形成联盟，从而推动发展战略的实现。而国家的自主性需要一个高度整合的国家，即国家作为行动者的内在一致性，使得它有能力制订统一的发展战略并有效实施。国家的自主性特点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于多元利益的干扰，通过功绩制方式录用、具有明确的职业生涯前景并且长期任职的国家官僚，在国家内部能够形成一个整合网络，从组织上确保了国家自主性的前提。国家的自主性使得国家决策能够拒斥私人利益的影响，从国家长远的角度来规划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