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下）

三、“开放”代替改革？

按照邓小平自己关于改革最终成败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他在1989年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从而也就终结了1980年代激荡的改革史。1992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开放”代替改革。这里的“开放”，既包括对外的“开放”，也包括对内的“开放”。

1989年以后，中国还要不要对外开放，中国还能不能对外开放，不论是对于中国执政者还是对于国际主流社会，都是一个问题。双方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内部辩论。到克林顿和江泽民实现互访后，这个问题基本上算是有了一个结果。

胡耀邦、赵紫阳在“前台”主政时期的改革，诸如撤销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镇政府），撤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撤销企业的“党委领导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市管县），都是对现行体制的重大改变。而所谓对内的“开放”，则是绕开对于存量的改革，侧重在增量上解除准入禁令。

从1992年到2002年，10年“开放”下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一国论”到“全球化”

从1989年中国“6•4”到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后冷战时期，以中国为首的残存的共产党专政国家（包括古巴、朝鲜、越南等）与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矛盾，取代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与美国及其盟国的矛盾，上升为国际范围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到2001年“9•11”后又发生了变化，穆斯林国家的恐怖组织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位的敌人）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共领导层，如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头几年的苏俄领导层，在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路线分歧。不同之处在于，苏俄的路线斗争是公开的，中共的路线斗争是在“不争论”的帷幕后面秘密进行的。苏俄的争论，以列宁主义向斯大林主义的过渡而告结束。中国的争论结果，则是邓小平的“市场斯大林主义”压倒了陈云的“计划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的标志性理论是“一国胜利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至少是全欧洲的转变，而且将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列宁则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在列宁看来，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首先发生革命，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不能单独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他建立了“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输出革命”，把俄国革命扩展为世界革命。

斯大林主义的标志性理论是“一国建成论”。斯大林本来也是赞成列宁的，但是在列宁去世后，他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改变了原先的观点。斯大林说：“当眼前已经摆着一个新问题即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几个月之前所抱持的说法“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他首次明确指出：“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托洛茨基当时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各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是极为紧密的，实际上我们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反驳说，应该把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依赖性和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那就是愚蠢之至。俄国依赖其他国家，正像其他国家依赖俄国国民经济一样。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俄国因此丧失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因此就得出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结论。在实践中，斯大林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帮助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可以说，正是主张在经济上对外开放，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邓小平，而不是那些被原教旨主义束缚了手脚的人，才是斯大林的嫡传。

1989年9月，陈云发表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的讲话，他说：“讲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列宁写这篇著作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战争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矛盾，却引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何方说：“原来传达的内容还要多些，整理发表在《陈云文选》第3卷上只剩下不到一页。”我们虽然不知道删掉了哪些话，但是可以判断，像陈云这样谨言慎行的人，不会由自己来重提中共十大周恩来做的政治报告中（1973-08-24）的“形势和任务”的基本判断――“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然而这并不妨碍他鼓励别人说出这样的话。1990年初，邓力群根据陈云的旨意，连续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讨论帝国主义和时代问题，批判在此前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何方。但是会议的气氛已经和文革期间的批判会大不相同了。何方“不再是逆来顺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检讨，而是要尽量实话实说”。与会者“主要是拥护陈云对帝国主义看得准、提得及时，对时代问题倒讲得不多”，没有人愿意当出头的椽子替陈云代言。吴冷西在第四次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邓虽然没有和时代连起来，但一公开批判就很难分清了，这就会造成误会，所以还是以不批判为好。最后，邓力群也就宣布，这个会不再开了。《何方自述（下）》写道：“这次批判，我算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后来还悟到自己无形中被卷进了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中。这就是邓小平多次向海外人士说的，党中央也存在分歧。”

目前，关于1989年之后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方针，有各种不同的版本。1989年底，外交部在一份全年形势分析报告中引用的“24字令”是“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站稳脚跟，沉着应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另一个版本是“冷静观察，站稳脚根，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后来又加了一句“有所作为”。此外还有“兵临城下，敌强我弱，以守为主”，“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夹起尾巴做人”，等等。这些话显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在中共高层，确实是有人想要“扛旗”、“当头”、“翘尾巴”，与“帝国主义”对着干。邓小平的基本态度是：“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这正是“一国建成论”的真谛。

邓小平嘴上强硬说“我们绝不能示弱”，“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但身段却足够柔软，愿意向以美国人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社会作出妥协。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于1989年7月秘密访华并会见邓小平后，中共当局便调整了行为方式。12月斯考克罗夫特公开访华并会见邓小平后，中共当局便开始释放被关押的知识分子，并宣布解除在北京的戒严状态。克林顿上台后，江泽民按照邓小平的既定方针，用“6•4”后被判重刑的知识分子赴美“保外就医”来交换克林顿政府将“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改为“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并在当事人拒绝流放国外的情况下，以“善于守拙”的姿态再度让步，同意其留在国内“保外就医”。

1989年“6•4”之后，美国国内在对华战略上存在3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围堵”（containment），主张对中国实行制裁，主要用硬实力遏制中国的发展；第二种是“交往”（engagement），主张在接触、交往中进行牵制、渗透，主要用软实力影响中国的变化；第三种是介于前两种之间的“围交”（congagement），也就是融合“围堵”与“交往”的混合策略。

在199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美国的民意舆情，是完全有可能采取“围堵”战略的，但是由于老布什总统本人的“中国情结”以及“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邓小平语）所施加的压力，在老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位于“围堵”与“围交”之间。在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恢复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后，又经过1997年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和1998年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对华战略进一步软化，进入“围交”与“交往”的区间。到2001年“9•11”后，美国政府迅速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交往”战略正式成型。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最新权威表述是佐利克提出的“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说：“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从佐利克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关键因素，既不是其中国对手虚与委蛇“打人质牌”的外交姿态，也不是邓小平“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外交策略，而是中国领导人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承认和尊重。

这里需要澄清佐利克的一句话：“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好像邓小平已经接受了“全球化”的观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已经公布的邓小平文献，他从来没有讲过“全球化”。邓小平的思想仍然局限在“一国论”框架内。邓小平关于时代的看法，虽然不像陈云那样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是模糊不清的。他既讲过“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将其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讲过“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何方可以援引邓小平的话来支持以“和平与发展时代”取代“战争与革命时代”；而批判何方的人也同样可以用邓小平的话来否定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1990年12月，邓小平提出在国际问题上“还是要有所作为”，后来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据何方透露:“当时所指，就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1年5月，专门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一个会议，由钱其琛坐镇，研究如何落实邓小平的指示，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最后不了了之。

笔者在《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载1998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一文中指出，有三种新秩序观。一种是1970年代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一种旨在否定现存国际体系的新秩序。另一种是在冷战后旨在建立“多极化世界”的新秩序。还有一种是1990年代初老布什、克林顿、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金大中、金泳三等人所共同倡导的“全球化”的新秩序。如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许多国家加入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大家庭。”邓小平想要“有所作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是属于第一种新秩序观的范畴，即他在1985年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中“南北问题”的范畴，也就是1960年代毛泽东、苏加诺以新兴力量运动会取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式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秩序（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3年在印尼雅加达召开，原定1967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未能举办）。

邓后的中国领导人，则超越了邓小平思想的束缚，逐渐从第一种“新秩序”观转向第二种和第三种混合的“新秩序”观。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不会英语，胡锦涛、温家宝也从来不讲英语。由接受过比较完整的英语教育、喜欢在汉语中夹带一两句英语的江泽民、朱基来开启“全球化”的闸门，实现中国“入世”，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呢还是历史的宿命？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第二种新秩序观：“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十六大政治报告出现了新的转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