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道与中国问题

编者按

大国兴衰历来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国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大国》学术丛刊，旨在求索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4月27日，多位学者与新闻媒体在上海召开学术座谈会，就大国崛起、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和当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等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下是会议的部分内容，本刊选载以飨读者。

高全喜（《大国》主编）：

作为《大国》丛刊的主编，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大国》是一份学术季刊，每期30万字，自2004年9月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3期。

关于《大国》的编辑宗旨，我分别在三期的“编者手记”中有所陈述。对于使用“大国”一词，参与创刊的同仁们曾经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应的英文翻译，更是令我们颇费踌躇，显然Great Power、Nation、State、Empire等似乎都不妥，即便是现在的National Interest也难以准确表达我们的意思。但无论怎么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政治共同体正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尽管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国历史，尽管我们正经受着转型时期的巨大阵痛，面临着体制内外的诸多难题，但毕竟我们迎来了千年难逢之变局的历史机遇。所谓的“大国”，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目前的一种动态的描述，其所蕴涵的之多层意义有待开放性的辨析来厘定，正像王焱在封底文字所指出的，它求索的“是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即“大国之道”。基于上述共识，我们认为《大国》属于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之上的有关国家建设的学术刊物，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制度、观念等多个领域，追求富有内容的宏大叙事，重视战略性的思考、分析与意见。在众多学术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大国》一路走来，在第1期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问题，第2期聚焦于国家利益，第3期是国家战略，第4期和第5期将着重研究民生问题。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这一点在时下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彰显之下更为突出和尖锐，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深思。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种法律拟制，总有一个利益问题以及利益的制度机制问题。《大国》中的数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现代化”成长机制、宪政、自由与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例如，李强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如何建设共和民主政体就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吴稼祥先生论证的“现实的自由主义”理论，则在国际政治中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战略框架，张文木先生提出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观”则开辟了思考国家问题的地缘政治的新视野。至于其他各个栏目中的文章，或者讨论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捕捉一些建设性的观念因素，或者从学理上梳理国家战略的经纬脉络，为构建我国未来的大战略提供理论基础，或者汲取古今中外传统理论的资源，重读前人的高论，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原理，或者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外交和内政、政治与经济等诸多问题，高屋建瓴，多有论述。我们知道，理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特别是对于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早在二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精辟地阐释过“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当时他关注的是有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一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国家问题重大而复杂，在编辑中我们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这个曾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隐蔽的主题”之症结，特别是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相关联的诸多问题。对此我认为，时下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的。前一派某些人的观点过于拘泥于个人权利和国家内政建设，而忽视了国家利益问题，特别是无视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问题，因此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就显得幼稚和荒谬。后一派相反，由于忽视了国家制度的宪政民主价值，因此对于国家问题不是解构就是附庸，实际上也是误读了中国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我认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大致走过的历程。因此，如何从民主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双重角度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问题，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两难困境，审慎、周密地提出一个构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国家哲学，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认为，在内政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哲学，而在外交方面，我们则需要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哲学。前者是我们克服片面的个人主义和同样片面的极权主义的有效途径，后者是我们摆脱有关中国威胁论和对抗国际霸权主义的有效途径。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已经用尽了已有的制度资源，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今后的必由之路。

说实在的，编辑《大国》，如履薄冰。何谓大国？是否大国？大国与强国，大国与政制，大国的道路，立宪的困境，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决断，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平崛起的一厢情愿，新帝国主义的强权，等等，等等，诸多问题纷至沓来，小小的《大国》何以承载的了？李泽厚早就指出，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这个判断背后隐含有三种预设：一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其中思想比学术高明；二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学术比思想高明；此外，还有一种预设，即学术与思想的相互融会贯通，脱离思想的学术只是些雕虫小技，无学术累积的思想无异于浮夸干瘪之论。我想《大国》的立意在于第三种预设，它不拘泥于末枝细节、学科分类，旨在瞄准中国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战略性、历史性与人文性为基调，为言说者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平台，建设性地勾勒他们的所谓宏大叙事。

我们历来以“泱泱大国”自视，但那是王朝帝制下的心态，离现代民族国家成熟的公民意识相去甚远。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还很贫弱，真正地步入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要看到中国块头很大，已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发挥作用并承担责任。《大国》愿为培育公共的现代国民意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喜欢中国的，还是讨厌中国的，都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中国开始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

不过，要断言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大国，尚为时过早。何谓大国？按照什么来衡量？GDP总量？世界工厂？安理会中有否决权？――假如按照这些标准衡量，中国应该可以算大国。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我看来，是否称得上大国，要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时段中来衡量，也就是说，是否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理所当然是大国，一个占据世界中心的文明大国。不过，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从十八世纪开始，世界的中心逐渐移向欧洲，特别是西欧，然后转移向美国。以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为历史传统的西方文明如今成为全球最强势的文明，而代表了这些文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大国。这些大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话语，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角落。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一个革命的大国，毛泽东的红色典范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毛旋风，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国内秩序和全球秩序。不过，这股革命的文化旋风很快偃旗息鼓。虽然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姿态重新崛起，不过，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还多集中在经济和贸易层面，政治方面的影响基本没有超出东亚。而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对世界的影响，更是微弱，我们自己还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多种悖论之中，无所定型。

中国过去是这样的世界大国，现在离这个目标尚远，未来有希望吗？

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大国的涵义。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明智选择。一切取决于我们不懈的努力。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都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和发展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体系中的市场机制的生成和扩展，已把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提到学界和全社会各界人士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显露的许多现实问题要求我们学术各界从经济学理性推理之外的研究视角来反思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深层制度结构、我们的政府体制安排、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走向和具体路径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重大社会选择和历史际遇问题，就经济学界来说，在学科的研究视角、分析工具和知识积累诸方面均力不从心，甚至有些茫然（那些菲薄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除外）。因此，最近在一些场合，如在与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汪丁丁和姚洋的思想对话中，我一再呼吁，经济学人要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学界的朋友对话，尤其是要与政治哲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人类学界的朋友对话。因为，改革、发展、经济增长、宪政民主、法治社会、人民福祉、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等等，都是当今学界和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面对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相信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人，都不敢说妄称把握了全局，理清了大势，看准了路径。因此，我们需要沟通，需要对话，需要相互学习，需要共同探索。在这个方面，《大国》丛刊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高全喜刚才谈到李泽厚先生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的断言。我不了解李泽厚先生是在什么语境下说这句话的，如果仅是说出这一判断，我觉得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首先，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学术－思想”二分法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在现代社会中，能会产生真正有卓见的思想？反过来，没有思想的学术，又会是真正的学术？即使我们勉强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这个二分法，也会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这个二分法是就当代中国所说的，还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如果是就当代中国而言的，情形可能正与李泽厚先生的判断相反。在当今中国，我们似乎太缺少严格扎实的学术了，而太多人在那里天马行空和闭门自我揣摩地“思想”了。如果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的，则如果不是对当代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理论进展视而不见，就是情感上还与之格格不入。即使我们同处在康德和马克思这样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的思想阴影中，读读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奎因、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布劳威尔、歌德尔、普特南的数学哲学，黑尔和帕菲特的伦理学、阿罗、哈森伊和森的福利经济学，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以及读读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格尔茨的人类学，德沃金的法学，巴特尔和蒂利希的宗教神学，你说人类社会的思想在当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们这些人，是缺少学术，还是缺少思想？

当然，不管李泽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否确当，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提醒我们要认真反思一下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并促使我们思考处于社会渐进且实为巨变转型期中，未来中国思想界的学术之路将如何走。现代――或精确地说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讲分工，讲专业化，但也讲沟通和对话。从经济学上来讲，只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市场扩展和知识进步。思想和学术“市场”，何尝不是如此？

未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之路将如何走？高全喜刚才提出的主张显然有道理：要在思想中做学术，在学术研究中蕴生和滋养思想。我们要以一种敬重的态度去重读古典，更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