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钛：“党”治史，还是“治党史”？

1982年7月，甫脱文革缧绁之灾、出任国务院台办主任的廖承志，给偏安台湾的蒋经国去信，以“经国吾弟”的称呼劝蒋经国重开国共谈判，以求国家统一。或许蒋经国觉得对方以“大哥”身份来劝和，有仗势压人之嫌，自己回信则矮了一截，抑或根本对此不屑一顾，所以对此信毫不理会，只是“闷声大发财”。倒是此时寓居纽约长岛的宋美龄，“在报章阅及”此信，大为光火，忍不住笔墨淋漓地对廖信大加批驳，其中有“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云云，笔者当年读信及此，不免狐疑――史书上连篇累牍、大书特书的孙中山“联俄、联工、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时变成了“联俄容共”？孔夫子曰，“必也！正名乎！”莫小看这“联”、“容”一字之差，中国人有“刀笔杀人”的传统，宋美龄这一“刀”一剜，把个“联”字剜掉，填上个“容”字，可就把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声望和地位砍掉了一大截，也把廖承志的“大哥”威风杀掉一大截！况且她以“承志世侄”的称呼来替他的“经国吾弟”出气，居高临下，俯睨雌视，气势亦高人一俦。果然廖承志就此偃旗息鼓，不再置一词。

一惊之后，笔者就此对“联共”、“容共”之争怀着浓厚兴趣，觉得此中或许大有文章，只是向来思想懒惰，不肯穷根问底去爬“故纸堆”探究其中妙处。及至现在拜读王奇生先生的大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方才恍然大悟：果然国共两党当年就围着这“联”、“容”之分作了不少文章，换了今天的话来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已经在挖空心思夺取“话语权”，抢占政策“制高点”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孔华润氏（Warren I.Cohen），早在廖承志致信“经国吾弟”之前的1971年，就在他的经典著作《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中如此评论1946年国共和谈协议前景：“经过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合作、背叛和相互利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彼此太了解了――每一方都窥伺着对方，等待对方先发出推翻协议的信号。”1看来，国共“相争”与“和谈”的戏已经演得太多，连隔岸观火的观众都能背出剧本大纲了，何况剧中人小蒋和蒋夫人？

难道中国历史真的就只有不断上演的悲剧，不能偶尔演一场大团圆的正剧？目睹台湾的民进党二次执政，国民党的“百年老店”风雨飘摇，不能不感叹历史作弄：国民党现在就是想第三次国共合作也不可得也。

1949年，国民党逐鹿中原不遂，反而被“底层农民”的“救世主”共产党逐出中原，逐到了孤悬海外的孤岛上，在美国第七舰队的卵翼之下才得以苟延残喘，“复国”大志未成的大小二蒋一瞑不视。到了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又被“草根民主”起家的民进党攘走了政权。四年来时刻思虑着“二次政党轮换”，结果四年之后“光复大业”同样落空。相隔半个世纪的两次政权更迭，当然不可相提并论，前一次的失去政权，按老蒋自己的说法，是“亡国”，第二次失去政权时，则已经是“国已不国”。

不过，国民党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大党，两次让人有点吃惊的失败毕竟让后人难以释怀――按道理，不该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呀！甚至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能够这么快就“进京赶考”，陈水扁就更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住进“总统府”了。那么，国民党的“罩门”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光是国民党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取败之由，应该同样是共产党的取胜之道，也是民进党夺权的“绿色快车道”。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更进一步，这个问题也就是当代中国特殊政治形态的“前世今生”。

王奇生先生这本研究国民党在1924～1949年的组织形态和运作实况的专著，就是解答这种“宏大”问题的精微之作。一本学术著作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它或者要发前人之未发，或者启来者之所思，也就是说，它或者推翻、修正了前人某些因循之见，增加了人类知识的存量，或者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为后继者登堂入室一窥知识殿堂的堂奥打开了大门，增加了人类知识的流量。在笔者看来，王著在前一方面的建树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如果仔细梳理，作一拔高的话，在第二方面的成就也同样值得称赏。

“先天不足”的国民党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政坛和中国学领域都被一个问题搅得鸡犬不宁：是谁丢失了中国？

平心而论，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国是世界列强中对中国最为“友好”的国家。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列强环伺的软弱中国的主权“看护者”，他们一直在上帝的感召下帮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走进现代化的光明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每遇到存亡危机，中国人也乐于向美国求助呼救。可是，中美这一对太平洋两岸的“天然”盟邦，仅仅因为中国的一场内战，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世仇，仿佛股市崩盘，一百年的感情投资一瞬间化为乌有，美国人的暴怒和懊恼可想而知。所以他们朝野都在恶狠狠拷问：究竟是谁丢失了中国？共和党的答案是民主党援助蒋介石不力，让这个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邪恶的共产主义分子”孤军奋战，民主党则结结巴巴辩护道，国民党是扶不起的阿斗，蒋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从上到下腐败透顶，民心尽失，蒋介石顽固独裁，必然失败，美国不应该选择和失败者站在一条阵线上，而应该在国共之间持中立态度，保持回旋余地，准备和国共争雄的胜出者打交道。而且中国的共产党并不是典型的共产党，他们一定会因为民族主义的原因而和苏联分裂。所以，是蒋委员长自己丢失了中国。

可惜这种观点在冷战的阴云笼罩之下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被麦卡锡分子不遗余力地攻击，许多民主党阵营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迫害清洗。当美国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当年的这一场争论，认识到民主党的智库们的观点更符合实际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中国已经被推到了铁幕的另一边。

历史的演变表明，美国共和党的智库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是肤浅的，它给中美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民主党的智库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就那么正确？国民党的失败，可以从它的腐败、独裁顺理成章地必然推导出来？结合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到，对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党来说，腐败和独裁并不是它迅速垮台的充分条件。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政权的贪污腐败独裁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但它维持了二十年。

国民党的迅速垮台，似乎也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这也是我们的党史学所强调的：国民党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被人民唾弃，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深得民心；国民党不肯进行土地改革，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共产党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发动土地革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热情支持。可是，这个解释也许同样是一个神话。2

所以，一定还有些什么因素是我们尚未发现的，这些因素对国民党政府垮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隐藏在哪里？

《党员、党权与党争》颠覆了许多重大的“已成定论”的结论，将这些长久一来认为是“常识性”的知识放到怀疑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一遍，然后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这些因素也许就隐藏在国共两党不同的组织结构和动员手段之中。高树多悲风。国民党这棵高树和大树被两次摧折，恐怕除了它“后天失调”（被腐败所腐蚀）之外，还有“先天不足”（纤维组织结构不牢靠，纹理不通顺，树大而根不深）的原因。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这话初看不知所云，待读了此书，不得不击节赞叹――原来相争了几十年的国共两党都是苏俄的“仿制品”！“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当中，其组织散漫性，又更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3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蒋介石独裁专制”，竞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之独裁，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没有学到斯大林和希特勒独裁专制的“精髓”，倒滑到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体方向去了。这些结论中的任何一个，单独讲出来都足引起石破天惊的效果，这一本书中类似的新知卓见却比比皆是，难怪读来如入宝山，稍不留神，就缭花了眼。

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其组织源流来说，是一对同胞，或者至少是中表兄弟。可是国民党一出生，在“体格”上就亏了底子。大致来说，他的组织架构远不如共产党严密，他对党员的控制远没有共产党严格，他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远比不上共产党的严厉。

就以组织架构来说，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后，虽然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甚至到1926年10月，在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八千余处，党员也达到一百万，4可是，这些组织结构完全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力，因为国民党从高层到基层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层层统制的金字塔结构的惊人力量。本来这种结构严格贯彻下去，可以把一百万党员象浇铸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样浇铸成坚强的战斗队伍，可是他们却任这一百万党员游离于这结构之外，成为一盘散沙。各地的基层支部没有实际的活动和任务可以把党员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于是基层支部自身也很快近乎消亡。毕竟，国民党不象教堂，可以光凭信念、虔诚和仪式召唤信徒。他仍然有着金字塔的形象，不过这只是聚沙成塔。

反观共产党，不管在何种严厉的外部环境中，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牢固地“布网”，如一只暴风雨中艰苦卓绝的蜘蛛之王，不管风暴多么猛烈，不管这网被撕裂得多么破碎，他都一丝不苟地吐丝结网，织造、修补一张可以存身，可以捕获猎物的巨网，而且这网丝丝缕缕充满弹性和刚强，哪怕它断裂、毁损大半，依然可以在风雨中生长！（想想第一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白区的组织被破坏殆尽，可几年之后又奇迹般地重建起来）。这支持整个中共生命力的网络，就是中共以一个个基层支部编织而成。

在对党员的控制力度上，国民党更加难以望中共之项背。加入国民党如加入俱乐部，门槛很低而且来去“自由”，对于违背党规的党员，国民党根本抹不开情面惩罚。而中共对党员的管理和控制达到了近乎残酷的程度，一旦加入中共，事实上不可能顺利退出。这部分是因为严酷的革命形势和生存环境造成的（比如周恩来在上海组织特科惩治叛徒，有不少对叛徒满门灭绝的事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归因于中共组织理念的严肃。中共在组织上追求一种最高程度的纯洁性，对任何稍有动摇和疑点的党员，都持苛刻的怀疑态度，对之“隔离”、“冷冻”、“审查”、“控制使用”，中共历史上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在这种严格、苛刻的组织原则支持下进行的，比如苏区的打AB团和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这种组织理念长年累月的积累，使得中共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党员个人的不正常的怀疑心态。这种组织理念造成的紧张气氛和怀疑心态，在客观上形成对党员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得他们对党组织极端依赖，完全过上了“秘密社会”的生活，从而使得中共的组织非常严密，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另一方面，不容讳言，这也为党内的迫害提供了方便的理由。

在对党外组织的控制上，国民党也无法和中共相比。中共从苏俄引进过来的“党团”或者“党组”形式是他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这种在党外组织和社团中建立秘密党小组的方式，使得中共既可以控制大量有社会影响的团体组织，操纵他们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又不用直接承担任何组织活动的后果（这一点在中共没有夺取政权时尤其重要），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是一种最优的组织方式。比如，民盟作为“第三种势力”，表面上是和中共、国民党鼎足而立，但实际上民盟不少有活力的成员是中共秘密党员，恰恰是这些人具体组织民盟的活动。

党外组织团体，除了一般的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工会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军队。中共严格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和政治委员、司令员的双重签署制度，将军队牢牢掌握在党组织手中，而国民党虽然号称国民革命军是“党军”，但这种控制除了表现在军队庞大的党员人数上外，并不能落实到组织原则和程序上去，于是“党军”实际上成了“私军”，成了军魁的私人武装力量。

国民党虽然在党章中明确申明要“以党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