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五马进京”之说并不准确

“五马进京”之说见于许多文史资料，《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5期李响文章称“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尤以高岗位高权重，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该文所说职务多有错误。实际上“五马进京”之前已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进京，“五马进京”期间还有贺龙进京，紧接“五马进京”之后（邓子恢1953年1月进京），还有叶剑英10月从武汉调北京，其职务是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为何不是“十马进京”或“七马进京”？

而且1954年又有一起集体的“五马进京”。至于五大区主官之外的进京者就更多了。

若单论大军区司令与野战军司令，则“五马进京”期间全部7位司令都进京或转任：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林彪、西北军区兼一野司令彭德怀、二野司令刘伯承、东北军区司令高岗、西南军区司令贺龙5人相继调北京，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华东军区兼三野司令陈毅专心上海地方事务。文革期间揭发贺龙的材料有称贺龙奉命赴北京任职时，对人说这是“毛大帅杯酒释兵权”，这则史实可能比较靠谱，新政权成立之初通常面临将帅拥兵自重的问题，历史上“杯酒释兵权”一再上演。1952年末贺龙奉调北京时，掰着指头数一数，自己就是最后一位了。贺龙同时也是大行政区首脑（邓小平先于贺龙进京），却没有包括在“五马进京”之内！

李响文章所谓“时人”是什么人？高层？或媒体？或民间？该文或许自己也不清楚。“五马进京”之说好似民间说书人的口气，一定不是出自要人，否则必定会指名道姓而不是泛称“时人”，甚至是当时人还是现在人也不一定。文章称“五马进京”为“政坛盛事”，但“盛事”之说显然难以解释为何“五马进京”会带出高岗、饶漱石两匹“坏马”呢。

“五马进京”之说辗转传抄已久，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至少应当将情况搞得更清楚一些。

六大区始末

1949年11月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1950年2月西南军区在重庆成立，至此形成六大中央局、六大军区。

1949年12月2日决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管辖华北地区。1953年1月这些机构全部撤销，设六大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派出的工作机构，其成员承袭原军政委员会。

六大区初始状态的中央局书记或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大军区司令、政委如下：

东北局书记高岗，东北人民政府/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

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第二书记陈毅，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政委饶漱石；

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未到职）、第三书记邓子恢，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中南军区司令林彪、第一政委罗荣桓（未到职）、第二政委邓子恢；

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彭德怀、政委习仲勋；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贺龙、政委邓小平；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聂荣臻、第三书记刘澜涛，华北事务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以上人员职务持续到1954年、1955年相应机构撤销时（除高岗、饶漱石的军区职务，因罗荣桓未到职邓子恢实即第二书记），期间有的人还有其他兼职未及列出，例如彭德怀1950年10月进京，8日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到1954年9月，1952年7月回国主持军委，另兼新疆军区司令、政委（1949.11-1951.4）。

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分别兼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除刘伯承任二野司令、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外，主官亦是兼任。1950年4月全国军队整编，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各部队执行时间不一，野战军番号亦有习惯性使用，本文对军区与野战军一般不加区别。

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1954年4月决定撤销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亦于稍迟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一并撤销。

1955年2月决定重新划分军区，三级军区制改为军区-省军区两级制，从此六大军区消失，整合为新的12个大军区。

中南地区主政者沿革

六大区第一个离开岗位的是林彪。

中南局存在于1949年5月～1954年4月 ，曾称华中局，林彪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三书记。

罗荣桓实未到职：四野南下时就因病未行，1949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又任总政主任。1951年11月中南局正式改为邓子恢第二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叶剑英兼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管辖两广、港澳。

林彪于1949年底从衡阳前线回到武汉，次年2月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3月13日林彪赴北京，其在中南所有职务保持到机构撤销时。林彪在北京名为养病，曾参与入朝作战准备，几度参加赴苏会谈，短期主持中央军委。

邓子恢作为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排第一位的副主席、中南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未到职），当然是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军区主持者。中南军区没有副司令，林彪离开武汉时第一参谋长肖克调任军委训练部长，谭政升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陶铸升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日常事务由谭政、陶铸与参谋长赵尔陆处理。中南局增加第一副书记谭政、第二副书记李雪峰（1952年9月增加李先念为第三副书记）。

1951年5月成立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谭政兼任政委，陶铸因一度代理广西省委书记亦于11月加入华南分局任第四书记。

1952年6月12日毛泽东召见华南分局负责人，指责广东工作失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因此降职。本月中南军区领导机关奉命迁广州，合并华南军区，叶剑英任中南军区副司令、代司令。叶剑英看似晋升，但华南分局错误的沉重责任难以释怀，不久即赴北京养病，中南军区由第三政委谭政主持，又以谭政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主持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专任广西省）。同年9月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赴北京任二机部长，黄永胜接任。

1953年5月陶铸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从此华南地区进入为期13年的陶铸时期），谭政专主持中南军区，此期间黄永胜入朝任19兵团司令。

武汉方面，邓子恢1953年1月赴北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中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中南局第二副书记李雪峰已于上年10月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遂填补空缺，主持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武汉已没有大军区机关，李雪峰也没有中南军区的职务。

1953年5月叶剑英出任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林彪三个职务罕见地完全由叶剑英代理。

当年10月叶剑英又返回北京，但未宣布免职，李雪峰再度看守中南局、中南行政委员会。叶剑英在武汉的执政情况资料中少见，如《叶剑英传》“5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代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在此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南军区代司令员。10月，中共中央又调他回中央军委工作。”李雪峰回忆录称“1952年邓子恢从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叶剑英从华南分局调来（注：实际从北京调来），不久也调中央工作，直到大区解散之前由我在中南局守摊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守摊子”之说的背后是职、责、权的严重模糊。

广州方面，1954年黄永胜回国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9月谭政离开广州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南军区即以黄永胜、陶铸为首，于1955年3月过渡到广州军区。

1955年4月，中南军区改为广州军区，中南军区原辖湖北军区改编为武汉军区兼湖北省军区。

西北地区主政者沿革

西北局由来已久，1949年夏西北局改组时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贺龙、第三书记习仲勋。年底贺龙率第18兵团从北路进军四川，西北局遂调整为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1952年11月增加副书记马文瑞）。

彭德怀1950年10月进京、入朝，西北地区由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全面主持，军区日常事务方面有副司令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负责。

1952年9月习仲勋赴北京任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地区四大主官全部不在位。第三书记马明方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升任副主席，并兼军区副政委，从而全面主持西北工作（马明方原任陕西省委书记一职由潘自力接替）。西北军区方面，甘泗淇1951年8月入朝，张宗逊1952年11月升任副总参谋长，除马明方外只有政治部主任廖汉生主持工作，直到1954年3月才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绍辉到职，廖汉生升任副政委，冼恒汉接任政治部主任。

1954年4月大区撤销，马明方调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