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至少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固的农村基础。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从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本文中，我试图从中国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谈一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一、城市化的路径

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我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依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4亿。也就是说，按乐观的估计，30年后我国有约4亿人生活在农村。由8亿人减少到4亿人，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也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数亿人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村会日渐衰败，对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投入来缓解农村衰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问题不止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即将那些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算作城镇人口。而事实上，虽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购房并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不能真正地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建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如果将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排除，则中国的城市化率仅略略超过30%，农村人口（或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约为9亿。

而且，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建国以来，前33年（1949―1982），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个百分点，后17年（1982―1999），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组织。但事实上，加入WTO并没有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因为进城农民工固然在增加，而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难度却也在加大。即使不考虑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不可能持续地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也就是说，30年以后，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30年后中国还有约7亿人口需要依托农村生活，需要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如果不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国未来30年，也可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来加快城市化速度。具体来说，正如一些学者建言的，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制度成本；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置换为进城准备金。

但是，进城农民工不可能因进城居住就自然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不稳定的就业和很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大量进城农民工将不得不住进城市贫民窟中。

农民工住进贫民窟中，的确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世界，除中国以外，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巨大规模的贫民窟，所有贫民窟的生活都极其糟糕，没有希望。贫民窟的生活是远离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贫民窟中的贫民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而且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而当前村庄中的农民，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子子孙孙也许还会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有根，也有预期，生活是有价值的。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祖祖辈辈的共同生活而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这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也使他们有了共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依托不多的土地，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而且居住十分宽敞；因为有预期、有稳定的人际关系，而在村庄中生产出各种价值与意义。一句话，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

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则国家几乎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二、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

如果中国不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起点。城乡二元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而在农村却可能过得舒适。城市是市场化的，农村却有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存在，比如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存在（如粮食、蔬菜的自给等）。总体来讲，中国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而接受很低的报酬，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秘密。

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显然不是虚词，而是大有妙处的。通过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可能为农民增进大量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好处，即获得体面和尊严上的好处。

只需要较少的经济收入，村庄中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高质量包括经济上解决了温饱，人际联系稳定，生活意义明确）。村庄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生活，构成了村庄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一个根本点。因为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就使只能获得很低收入的农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这种再生产机制，使中国经济具有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

也因为农村生活具有意义，当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报酬较高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当进城农民工过多，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力报酬太低时，农民工可以返回村庄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中国加入WTO，出口扩大，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流入城市生产出口产品，发生世界性经济萧条，出口减少，进城务工劳动力可以返回农村。农民工自由往返城乡，就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因为劳动力灵活供给的优势，而占据有利位置。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就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绝好的空间，从而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机会。

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转移进入城市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必须站在农民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现代化中的获益状况。不过，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却与此有些差异。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流思路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温铁军。林毅夫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林毅夫的思路是有价值的，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为当前中央政策的主导思路。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为正是中国缺少战略产业，低端制造业无利可图，而使进城农民工报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国一定要在发挥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温铁军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与林毅夫有很大差异。温铁军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2亿多户小农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有效抗御外来强力。曹锦清也非常认同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维也认为，当前中国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从而不能“劳动创造财富”，他甚至设想将农民组织起来造大城。

温铁军、曹锦清和潘维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在农民人口极其庞大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给农民以持续的收入增长，唯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能抗御外来强力，才能“劳动创造财富”。这种组织起来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缺少与其他阶层谈判能力。而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组织起来获取不多的利润，却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农民数量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很少。农民收入增长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个无法愈越的难题。发展合作社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难以体现出来。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虽然需要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却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9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在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得到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补偿农民利益的受损，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才应是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所在。

四、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动农民需求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则近乎于农村破坏了。

站在农民本位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合作机制的解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农民却没有金钱过这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羞愧于自己的贫穷。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

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化了的社会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