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上）

以30年为一个世代，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史家惯例。司马迁说过“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笔者在《120年和两个60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一文中，把过去的120年划分为4个30年，并采用两套命名方法――

一是把第一个60年划分为“前19”（1888～1919）和“后19”（1919～1949）两个30年，把第二个60年划分为“前79”（1949～1978）和“后79”（1979～2007）两个30年；

二是用代表性人物来标记。把4个30年分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正如把毛泽东时代和“文革”画等号是不合适的――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再附加“凡是派”掌权的一段时间），把邓小平时代和“改革”画等号也是不合适的――按照不同人的看法，改革在1989年或者1992年就已经寿终正寝。

当我们谈论“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正统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笼罩之下。因此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谓“改革开放”30年，仅仅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执政党的基本路线以及民意舆情对其反馈的角度――来反思过去的30年。

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可以回顾公民社会30年，民主运动30年，非公企业30年，流行文化30年，两岸关系30年，等等。历史本身是一个多棱镜，在不同史家眼中，呈现不同面貌和色彩。既然以“改革开放”30年作为标题，就说明本文的历史考察范围必然受到局限。

本文全文分为四节：首先对“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些关键词进行简略的历史考察；然后将最近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1992～2002，2002～2007，逐一进行分析和评估。

一、“改革开放”话语简析

为理解“改革”和“开放”的语义，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复杂话语背景中。

“改革”与“革命”的轮回

1888年，康有为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在此后10年中，他又6次上书光绪帝。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只是偶一提及“改革”，但是大量采用了具有类似语义的“变法”、“变政”、“维新”、“新政”等语词。到1899年，梁启超把《戊戌政变记》的正文第一篇命名为“改革实情”，附录一为“改革起源”，这预示着“改革”将成为新世纪(20世纪)的核心话语。

梁启超在《释革》中写道――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

……

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

虽然梁启超认为“‘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后来多数国人还是随着日本人将“革命”作为Revolution之对译。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信心。他认为，只要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法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戊戌政变后，国人才深刻理解到，改革的成败，不仅取决于道理的对错，更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只要改革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就会利用权势来破坏改革。改革不成，革命自然而然地就会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话语与革命话语的此起彼伏、彼升此降，是权力意志与民心所向的距离的一个函数，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度的一个标尺。20世纪初是这样，20世纪末也是这样。在北京大学学生高举“小平你好”横幅游行的时候，改革自然是主流话语；当北京学生在天安门摔瓶子被镇压的时候，革命最强音《国际歌》的旋律就回荡在广场上空。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改革的赞歌再度响起；邓小平去世之后，革命的幽灵又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徘徊。左翼的毛派人士重新缅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称邓小平的“改革”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右翼的青年自由派人士则鼓吹“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大声疾呼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列宁指出，革命是否会发生，不是凭主观愿望，而是要依据客观情势。民众通常都是渴望改革的；但是民众亦有权革命。改革和革命的开关键钮，始终掌控在执政者手中。

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

一说到“开放”，人们首先就会想起“门户开放”，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核心。但是美国人说得多做得少，真正用实力打开中国门户的，是英国人的鸦片战争，英法两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有日本人的甲午战争。国人抵挡不了“夷人”的“船坚炮利”，最终导致国门洞开。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背景下，清政府颁布议和诏书的上谕中，竟然出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言辞，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

开而放者，开放之权操诸己；不开而放者，开放之权让诸人。从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胡适的“充分世界化”，标志着国人“开放”意识的逐步深化。在“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要避免被动开放，就必须主动改革。要争取自主关税，就必须废除厘金和种种陋规；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就必须实行独立审判和保障人权。

与其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如说“开放改革”来的贴切。因为在1970年代，开放政策是先于改革政策的，而且，对外的初步开放是国内改革思潮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邓小平的“改革”，是承接了毛泽东的“开放”。对外开放有两个层次的目标，一是避害，二是趋利。毛泽东向尼克松开放中南海，是为了与魔鬼结盟，集中力量打击最危险的敌人“北极熊”。华国锋、李先念搞“洋跃进”，押宝是押在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上千亿美元的软硬贷款，一举拿下“10个大庆”。

由一方面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一方面输出革命，同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到为了“联美反苏”而向西方世界打开一点“铁幕”，这个路线转变虽然是肇端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晤，但是要到中美建交、邓小平访问美国才大功告成。

李慎之在《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中写道――

当时邓小平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说，访问美国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国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这是我的同学，当年给邓小平访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告诉我的）。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这是当时负责访美代表团组团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的）。应该说在这方面邓小平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邓小平回国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为时两个星期的惩罚越南对中国忘恩负义的自卫反击战。这也是以打击苏联的盟国来表示同美国利益一致的一个重要步骤。

以不惜打一仗“教训”昔日自家小兄弟的方式来向新情人示爱，这种“开放”的姿态不可谓不主动，不可不谓“魄力很大”。

从“思想解放”到“党八股”

自中国现代政党形成以来，可以把政党分为两类：改革党（宪政党）和革命党（专政党）。前者的代表是以梁启超为党魁的进步党和宋教仁领导时期的国民党，后者的代表是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领导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共产党既然以革命党自居，自然多谈“革命”而少谈“改革”。查“文革”以后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文献，九大政治报告中仅有一处提到“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十大政治报告也只有一处提到“改革”：“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这两个报告中，“革命”则无处不见。

在“文革”结束后召开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竟然没有一处提到“改革”。人们把“改革”归功于邓小平，而华国锋没有分享到一点功劳，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到了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现了两处“改革”：“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仍然没有出现“开放”一词，虽然这时已经采取了许多开放的实际举措，也提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到了1982年，在胡耀邦所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有13处涉及“改革”，但“改革开放”这种固定的搭配还没有出现。再过5年，1987年，在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了 “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新提法。在赵紫阳报告中，“改革开放”这个词组一共出现29次，“政治体制改革”出现12次。显然，“改革开放”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压倒性的话语。

1989年“6・4”之后，邓小平曾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从1989～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停顿状态，“政治体制改革”则被反攻倒算。已经被撤销的中央政法委恢复了，公安部党组升格为党委，公检法司更加紧密地处于政法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监察部合并，冠冕堂皇地“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了（十三大报告确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宪法》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但是，政府各部门的党组不仅没有按照十三大报告的要求“逐步撤销”，反而再度凌驾于行政首长之上。地方党委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各系统的党工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工业工作委员会、外经贸工作委员会、商贸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等纷纷重建，在政府机构的委办局之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导层次。将党群系统的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系列，完全颠覆了十三大“分类管理”的原则，也使得“公务员制度”变得有名无实，成为过去“党政干部制度”的翻版。重新确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规定由中共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违背了十三大确定的“事业单位中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的原则……

如果说“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时期提出“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眼下的官方文献和报章社论连篇累牍地老调重弹，就变成十足的“党八股”。

在过去30年中，曾出现过3次关于改革路线的大辩论。第一次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体制内的理论界新锐在理论务虚会上，体制外的民间思想者在民主墙和民刊上，都是改革的热情倡议者和积极鼓吹者。第二次是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万马齐喑了3年的知识界人士纷纷表态，支持“反左”，赞成深化改革，使“改革开放”获得新的生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大辩论则是第三次，人们注意到这一次与前两次的一个重大区别――除了官方喉舌及一些功成名就的退休官员、学界权威为“改革”唱赞歌，40岁以下的青年理论家以及新兴网络媒体上的民间思想活跃人士，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在坚持“改革”的一方。显然，在“改革开放”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国人对于它的态度，已经从亢奋转为疲顿。

二、全面改革还是片面改革

从1977年中共十一大只字不提“改革”，到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宣布“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弃“政治体制改革”如敝屐，这是分析“改革开放”前15年的一个基本线索。

“不改革不行”：历史合力

邓小平在1980年代曾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20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于这个说法是有同感的，但是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不改革不行”的切身感受。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经济发展也有过起伏，收入分配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然而平均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此前的40年，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