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修华：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建设问题

[摘要] 先通过重点介绍公民社会的社会科学涵义强调了公民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特征，然后勾画了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理想图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得出的理论成果，说明了中国社会虽没有进入公民社会但存在着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趋向，并从组织的角度讨论了怎样建设公民社会的问题，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作了理论上的展望。

关键词 公民社会 组织 政治参与 网络化

中国政治学界对如何建设中国公民社会论说众多，但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问题关注较少。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任何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其自治和通达国家政治层面的重要途径。下面将就这一问题做点探讨，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公民社会和组织政治参与的一般性理论说明

首先在这里对公民社会和组织政治参与作出一般性理论说明，以为下文的讨论奠定基础。

1、公民社会的一般性理论说明。

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托马斯・雅诺斯基认为，公民社会[1]有着三种不同的定义并由此而在概念上具有不同的涵义。早期的公民社会定义来自马克思等人，侧重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出现的非国家影响领域。一种规范的公民社会定义则侧重于评价国家对公民的行为，以及各国是否形成了一种能保护个人和群体不受国家滥用权利之苦的有效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社会科学定义，即托马斯・雅诺斯基所采用的定义，则强调非国家领域中的志愿群体的相互作用――公民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众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三者之间的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领域。托马斯・雅诺斯基所采用的这种公民社会的社会科学定义，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相互起作用的组成部分：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领域。各领域之间是相互重叠的。国家领域包括立法、行政（执法 ）和司法（依法律和宪法作评定）的组织。私人领域包括家庭生活、亲友关系及个人财产的处理。市场领域包括那些通过商品生产和服务，而实际创造收入和财富的私营组织以及若干公营组织。公众领域至少包括五种类型的志愿联合组织，政党、利益集团、福利协会、社会运动（西方政治学界一般把它看成非正式组织）及宗教团体。[2] 从托马斯・雅诺斯基所采用的定义可知，公民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到处充满了组织。几乎没有人不属于组织，人的所有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几乎都已经组织化了。在日常生活里，人们的许多事务已经被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大小的组织所代理。这些组织，比如工会、学校等，以各种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个人不能提供的服务，以至人们几乎是在依赖这些组织生活。

所以，托马斯・雅诺斯基采用的公民社会的概念，是对公民社会的特性的一般性抽象，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篇文章也采用这一概念，在这文章里所指的公民社会就是托马斯・雅诺斯基所用定义所描述的那种社会。这篇文章并不对这一公民社会的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只是通过介绍它而强调指出公民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为即将展开的研究铺垫理论基础。

2、组织政治参与的一般性理论说明。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塔尔认为，几乎所有的社团都有其政治性的一面，即社团政治。塔尔所指的社团实际上和通常所说的组织基本上等同，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谈到一个俱乐部、一个商行等的‘治理’。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治理描述为独裁的、民主的、代议的或集权的；而且我们时常所说‘政治’或‘政治活动’在这些社团中进行。”“当然政治性也只是社团的一个方面，当我们说某人是医生、教师或农民时，我们并非认为他或她只是医生，只是教师，只是农民而已。没有一个人类社团在各方面全都是政治性的。除权力和权威外，人们还体验着许多其他关系，如爱情、尊敬、忠诚、共同信仰，等等。”[3]

因此可以说，对组织而言，也有政治。组织政治包括对内政治即组织内政治和对外政治即组织外政治。下面将在第二部分描叙公民社会组织外政治中，组织参与政治的理想图式，以为论述如何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组织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并不是每个组织都参与政治，但只要有组织参与政治活动，也就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问题的存在。

二、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理想图式

下面所描叙的公民社会的组织政治参与的理想图式是在公民社会里组织具有一定自主性、自主性利益和组织界限趋向水平方向上的模糊化的基础上勾画的。

1、 在公民社会中，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

关于什么是组织的问题，人们历来就有争议。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朱国云先生介绍，G・摩根就曾经总结出10种组织的定义。[4] 美国华盛顿两位教授E・卡斯特和E・罗森茨韦克认为：“组织是：（1）有目标的，即怀有某种目的的人群；（2）心理系统，即群体中相互作用的人群；（3）技术系统，即运用知识和技能的人群；（4）有某种结构的活动整体，即在特定关系模式中一起工作的人群。”[5] 这个定义非常精练，包容性也很强，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本文也采用这个定义。

根据所采用的定义，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达到一些目标，所以作为整体结构活动的组织，为了达到一些目标，就具有了主动性。在现代公民社会里，组织和人实际上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组织的主动性是其自主性的基础，但组织具有主动性，并不表明组织就具有自主性，就好象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具有主动性，但几乎不具有自主性。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汪锡奎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炼造着个体的自主性。[5] 与此相类似，在公民社会里，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从托马斯・雅诺斯基所用定义可知公民社会有着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炼造着组织的自主性。在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企业组织就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当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我们才不得不强调企业组织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在公民社会里，因为组织具有自主性，其利益也能自主，所以也可以说组织具有自主性利益，这是市场经济所造成，也是市场经济所需要。

但组织的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公民社会里，每个组织都必须“签订”契约，让渡一部分自主权和自主性利益。只有这样，每个组织才会真正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才能实现时下所谓的“共赢”。

2、 在公民社会里，组织之间趋向横向联系上的模糊化。

与以往的组织社会学家把组织界限明确化，使组织与它的环境对立起来的看法不同，法国组织社会学家让―皮埃尔・沃姆斯和皮埃尔・葛雷蒙认为，对于其环境来说，组织的界限趋向模糊化。[7]

让―皮埃尔・沃姆斯的调查在法国的一个省进行，在其调查基础上的著述描述了两个领域的图象：省长和显贵。第一眼看起来，一切都是对立的：省长代表国家，他是被任命的，任期只有几年；而显贵（议员等）扎根于地方，从人民选举中取得合法性。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却殊途同归，利害一致，深深地相互勾联在一起，它们互相承认，在同一个省区内有着共同的利益。总之，这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依存的制度――让―皮埃尔・沃姆斯将之称为“行省制度”――即建立在国家行政机构和地方环境之间的制度。

皮埃尔・葛雷蒙系统阐述并引申了让―皮埃尔・沃姆斯的思想。在他提出的结论性的观点中，环境的局限不是单方面加于组织之上的，组织也不能完全控制它周围的环境。组织和环境是互相渗透的。为了减少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了使要进行的活动顺利地进行，所有的组织都要建立自己的传递者，以求与环境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实际上，从个体的层面讲，组织的成员总是要试图依靠与环境的传递者的特殊关系，加强他们在组织内部权力对比中的地位。同时传递者也要利用他们与组织接近的关系，提高自己的价值，加强他们在所代表的公众或支持者中的作用。那么，如果组织―传递者的结合非常密切，就可以形成组织中的组织。这样一来，组织的辨识性就很低，实际上可以说组织的界限趋向模糊化。虽然让―皮埃尔・沃姆斯和皮埃尔・葛雷蒙的研究是在西方公民社会背景之下展开的，但是也可以说在一般公民社会里组织的界限趋向模糊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公民社会里，由于市场经济运转机制比较成熟，生产力比较发达，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相当成果，有着相宜的政治文化及相应的政治社会化，所以相当数量的积极公民得以培养，为了维护利益，他们在组织间非常活跃，从而使组织的界限趋向模糊化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公民社会里组织界限趋向模糊化，是组织界限趋向水平方向上的模糊化，而不是纵向层级方向的模糊化，因为这种组织界限的模糊化趋向不是国家体制整合的结果，而是积极公民在组织间穿梭活动的结果。

通过前面的论述已经知道，在公民社会里，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主性利益，组织的界限趋向水平方向上的模糊化。在此基础上将在下面勾画出，公民社会里组织参与政治的理想图式。

3、 领域中的网络化运动：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的理想图式。

在这里勾画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理想图式，是非纯经验性的“理想构图”。理想图式中的理想一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理解，即在思想中形成或所代表的。总之，它如果不是对现实的总结，也是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的碎片出发，作为对现实的提炼表现出来。建立这个理想图式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分析经验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的组织的政治参与。

在这里的领域的概念是指，由特定的政治性事务决策所吸引的力量和及其斗争关系。领域和网络化的关系是：领域是范围，网络化是在范围内的运动方式。由此，在这里就用和领域的关系，定义了网络化。

由于在公民社会里，人们几乎都在组织里活动，所以领域里的力量往往指组织力量；当然，领域里的力量意指，并不排除个人的力量，但个人往往是在组织的背景下活动――正是由于个人的这种活动，使得组织的界限模糊化了，这点在经验分析里很重要。在领域形成初期，各组织的力量的转换往往是比较缓慢的。当某一组织提出需要决策的事务形成领域时，该组织往往就成了领域的中心组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当需要进行决策的事务提出来后，领域就开始了整体性的网络化运动。如果中心组织能以辨证理性对待前文论述过的自主性或自主性利益，把本组织的利益，或者本组织理解的利益，让渡一部分或者“转译”成本领域里的共同利益或多数利益，那么决策就会作出。该领域经过网络化运动使各种力量转换得以完成后，就会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所有的组织力量都达成一致，一般只要多数一致即可），这时候该领域也就消失了――就好象问题解决了，问题就消失了一样。如果中心组织不能以辨证理性对待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以本组织自主性和自主性（即自我支配性的）的利益为一切，不能让渡一部分利益或实现利益的“转译”，那么领域网络化运动就会混乱而停滞，决策就不会作出，该领域就不会消失，而是作为“硬块”滞留下来，久而久之，就可能引起社会冲突和危机。从领域形成开始，大众舆论始终参与，发挥造势、监督和情报信息传递功能。

尽管发现经验化现实有着非常复杂的特点，从具体的例子出发来说明理想图式还是很有吸引力。下面的例子来自法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材料，[8] 但运用所描述的组织的政治参与理想图式进行了重新编辑和解说。

70年代，过度的渔猎使圣雅克贝壳在布雷斯特泊场灭绝，在圣布约克海湾也受到同样的威胁。国家海洋开发中心（CNEXO）的提出了一项计划，研究是否可能把日本的饲养技术运用到法国。这项决策事务吸引到公共权力机构、所有渔民（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集团，也是广义的组织）和国家海洋开发中心三个组织――这时领域形成了。为了使领域中的每个分子都对此计划感兴趣，国家海洋开发中心的3位研究者辨证地对待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开展了一系列的“转译”活动（这时组织的界限就趋向水平方向的模糊化）：于是，对于国家海洋开发中心来说是研究利益的问题，针对渔民被“转译”成经济生存的问题来，而针对公共权力机构则“转译”成关系到它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的问题。国家海洋开发中心在这个时候就是中心组织。大众舆论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各种社会功能。如此“转译”后，研究计划对每个组织来讲都变成必要的事务了。于是决策作出，于是领域随之消失。

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理想图式需作以下几点说明：

（1）这个图式是理想化的，它有3个假设条件在里面：在同一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