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新政到当代改革开放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严复：《宪法大义》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经历了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六次政治选择。由这些不同政治模式前后相继构成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在不同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持续进行的、凝聚中国人集体经验的历史试错过程，本文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揭示，适应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起步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主导并能有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治体制。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各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和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常新”的学问。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现代化时期，人们就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人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

考察百年史的新范式

在考察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运动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历史过程。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并没有现代化这一概念，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努力时，现代化运动客观上就开始了。因为，中国人要实现富强的目标，只能通过学习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方式才有可能。洋务运动就是这样起步的。第二点是，中国问题与矛盾实在太复杂了，如何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或实现富强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何种战略，运用何种政治资源才能有效地实现人们所期盼的国家富强理想？这决非特定时期人们的有限的知识与理性所能解决的。从百年现代化历史来看，实际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根据当时人们主观上的理解，运用自己可以拥有的政治资源与经济条件，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试错的方式，来试图接近这一历史性目标。因此，不断在应对矛盾与困境中试错，而不是根据先验的理性的蓝图设计，构成了支配人们做出现代化选择的基础。

近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人真正从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是从洋务运动中一些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的。从洋务运动到当今的140多年，实际上是中国人通过追求富强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当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要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时，就需要某种能承担现代化使命的政治载体，更具体地说，需要形成一种能有效地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目标时，正是经由他们所处的政治载体或政治体制，来适应现代化的挑战的。

所谓的政治载体，就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运用来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手段。大体上，政治载体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首先，是当时的人们可能借助的用以支撑他们的现代化战略的政治资源，（如推进现代化的君主的权威，官僚组织，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的动员力量，军事强人对军队组织的控制，等等）。其次，是执政精英的政治理念、信仰与价值观念，包括人们对富强目标或现代化目标与手段的理解，特定时期的人们的这些价值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或支配了他们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第三，是各种内外环境的压力因素，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的制约条件；正是这些主观意识因素、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以及外部环境压力因素，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就会形成具有特定政治选择的政治载体。例如，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上出现的开明专制，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三大要素的现代化政治载体。首先，支配统治者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通过传统政体推行向西方的军事现代化的仿效政策，才能消弥或解决民族生存危机，其次，开明专制所利用的政治资源是本国传统的专制官僚体制，等等。第三，它的外部环境因素是，传统专制政体面临的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与挑战。

我们还要涉及另一个概念，即现代化的政治选择，它指的是一个特定政治体制所采取的具体现代化战略路径选择。这种现代化战略选择，是在政治主体的主观意识形态与它所凭依的各种资源相结合的条件下才得以形成，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一个民族的历史上，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外部压力、由于政治精英有着各不相同的主观价值观以及各自所凭依的政治手段与政治资源，因此，可能会在各个时期出现不同的政治选择，这些政治选择此起交替，前后相继，当某一种政治选择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而被淘汰之后，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崛起，他们在新的价值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运用他们所能获得的新的政治资源，来继续推进现代化，这样，一个民族的近现代历史，就会形成以不同的政治选择为标志的此起彼伏的现代化的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政治选择为基础来透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路径，我们可以以此来作为解释近现代历史的框架与参照系，“政治选择”路径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运用新的解释框架，来重新认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演变。此外，我们还可以由此而进一步考察。各种内外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现代化政治选择，在现实中的正面与负面效果，这些政治选择解决了什么问题，又面临了什么新的矛盾或困境，为什么前一种政治选择会被后一种政治选择取而代之，等等。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观察百年史，中国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当今，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六次政治选择。

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虽然它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运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渗透于社会的基层细胞，通过执政党运用革命意识形态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来实现某种既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进行分类，我把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

这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可以以六个人的名字为代表。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而这六个人恰恰是中国这140年来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最重要影响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给中国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笔者就对这六次选择逐一进行分析。笔者试图通过对这六次政治选择的简略考察的基础上，对我们当前的政治发展模式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第一次政治选择 晚清的开明专制化及其失败

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们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自变法以后，晚清政权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变的历史努力，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中国清朝统治者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

为什么一个旧王朝在承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之后，最早的现代化选择，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呢？这是因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政治组织来尝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们想到的首先是通过传统王朝体制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凌，维护王朝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可能超越这一时代限定条件。然而，当他们认识到，只有仿效西洋先进的技艺，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西方侵略的能力时，他们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由此而一步一步地走上新的历史道路。在这一仿效过程中，他们迟早就会意识到，只有进行更为开明的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使官僚体制能有效地吸纳社会上的现代化精英，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非如此不能最终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这一行为逻辑决定了，只要专制体制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过程一旦开始，那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化转变的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专制政体的“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既定的官僚体制，作为政治杠杆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世界历史上看，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可以说是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实例。而晚清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可以划分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三个阶段。以下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西方挑战引起的危机感，可以以当年湘军领袖胡林翼进攻安庆时反应作为例子，胡林翼在安庆城外的山头看到长江上像野马般狂驶的洋舰，他从马上惊跌下来，不久后呕血而死。他真切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重性。这很能说明西方挑战在中国士绅官僚中引发的深度危机感，以及由此给予中国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的强烈冲击力。这种深度危机感引发的避害反应，体现于李鸿章的一句名言里，李鸿章把西方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数千年未有的之强敌”，这一著名的概括标志着一种新的态度在清后期政治精英中的出现。这种由危机意识引发的警惧感，民族求生意志，以及通过仿效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的世俗理性态度，就构成了洋务派的基本政治选择。

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它标志着朴素的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支配，用追求实效，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务实地根据所收集的信息作出行动选择，以求达到实际功效的最大化。这种思维原则，有时也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或日常生活的健康理性，即日常生活中，在不受信仰原则影响的情况下采取的理性态度。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与教条思维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儒家意识形态教义来进行统治的国家，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虽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精英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然而，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抵御西方，他们实际上就在世俗理性的引导下，不自觉地进入摆脱中古式的教义的历史过程。

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卫现代化的弥散效应”，那就是，只要洋务派在军事自强运动的现代化的方向上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不至于前功尽弃，就不由自主地要走出第三步、第四步。这是前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蒋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一开始确实只想仿效西方先进的军事器械与技艺，他们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现代化目标与理想，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客观上却由此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潮流：洋务派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而要发展这些工业门类，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小农经济社会很难积累如此庞大的资金，为了积累重工业的资金，他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去发展能在较短周期内提供流通资金的轻工业，如纺织、日用品加工等等。为了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洋务自强运动又需要培养大量懂得现代工业技术的专门人才，于是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从一个点向一个面的不断弥散过程。这种弥散效应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乃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引进这种工业文明中的某一因子时，就不得不引入其他因子来与前一因子相配合。这就是严复在所说的“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①。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地，甚至可以说“身不由己”地走向现代化过程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