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

作者:门洪华发布日期:2007-10-24

「门洪华: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正文

「内容提要」观念变革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条主脉络,对中国而言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而改革主义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构成了当前中国观念变革的重要表现。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体现了国内外的战略性联结,其最终价值在于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

「关键词」中国;观念变革;现代化道路;战略

「作者简介」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现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91)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项目"中国软实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序言

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观念是一种软实力,观念变革更是一种软实力。①「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参见Joseph S.Nye ,J r.,"Soft Power,"ForeignPolicy,Issue 80,Fall 1990,pp.153-171;Joseph S.Nye,J r.,"The Changing Nature of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2terly ,Vol.105,No.2,1990,pp.177-192;Joseph S.Nye,J r.,B oundto Lead :The Changing N ature of Am erican Power,pp.29-35.基于中国的实践,笔者认为软实力应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际形象等要素,其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二者,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对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屡遭波折的国家而言,观念变革是中国软实力变化的一条主脉络。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与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议题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观念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

中国的观念变革有着深厚的国内基础,同时也受到了国际环境的促动。翻阅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画卷,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历史惯性:特定时期出现的重大变革均以观念变革为先导。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反而赋予了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异国文化和外来新鲜事物,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是几大古老文明中最后一个衰落、第一个实现重新崛起的国家。对中国而言,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愿望如此强烈,甚至出现过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主张"全盘西化"以及盲目模仿苏联的特殊历史阶段。进取、迷茫、开放、复古等理念的相互交织最终促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波三折,也成为中国探寻其独特发展道路的历史积淀。伴随中国衰落并重新走向崛起历程的是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及中国对外部挑战的不同回应。中国与世界互动所构成的画卷充满了戏剧性,旧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曾几何时,兴衰荣辱不由自己,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中最终被迫选择了封闭和旁观,而近代以来中国一直为之努力的两大转变――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向"局内者"转变――也暂时停滞。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历程,是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另一种封闭的过程,为中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提供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在通过进程塑造结构的战略思路之中,逐渐确立了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进程中,观念变革凸显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的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同时观念变革蕴涵的意义又深刻展现了其战略价值。

二、中国观念变革的前提

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观念变革的认识论前提。

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判断国际形势,并据此做出国内、国际战略调整是中国的重要决策路径。换言之,对世界形势的判定、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基点。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决策者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认识转变,并逐渐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前者主要体现的是政治状态,而后者不仅体现了政治状态,也将经济状态视为当然的因素。①「赵家祥:《邓小平的历史时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5~9页。」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战争与革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主题。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中国主要领导人强调准备世界战争的必要性,过分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②「毛泽东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参见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贻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薄一波反思到:"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因而导致在三线建设的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也大了些,这对于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不能不带来一些影响".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着力对国际形势判断进行纠偏,并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首先在于培育国内的共识,然后逐步向国际社会公布。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这一看法,1982年讲到"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282页。」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心转移,确定通过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并实现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这是观念变革的基础,也是观念变革的先声,是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转折点。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的执政理念之转变,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调整、从教条主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战略调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战略调整。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决定了国家大战略的基本趋向,为国内、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奠定了认识基础。

以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为基础,中国就其总体战略进行布局,并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从1980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第二步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崛起有了更加现实的前景,中国对于和平与发展均有了新的认识,即和平不再局限于东西问题,发展也不仅仅着眼于南北矛盾。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明确了21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三步构想:第一步,2000~2010年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第二步,2010~2020年,GDP翻两番,人均GDP 达到3000美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三步,2020~2050年时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强调吸取德国、日本、苏联力图通过扩张实现崛起的教训,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设计。

西方学者认为,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期望确立其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如何使用其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①「Bates Gill and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Summer 2006,pp.17-36.」在一定意义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时代主题的判断密切相联,这为中国观念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三、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

改革主义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

中国观念变革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抓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一脉相承。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积极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对外开放。邓小平把改革开放当做一个整体对待,并视之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②「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在其进程上,中国改革始自国内,其改革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已经外溢到国际层面,中国成为国际变革的积极促进者;中国的开放则从对外开放转向国内开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一个积极变革时代的来临,亦可视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续。

(一)改革主义

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其历程可简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经济体制到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重点完成了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渡,城市则开始了扩大经营权的改革。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标是城市改革,即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加企业竞争力,逐步将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③「曾培炎:《新中国经济50年》,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505页。」第三阶段,自1992年以来,中国改革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尤其是2002年之后发展理念向科学发展观迈进,其目标是从经济发展向人的发展转换、从经济改革向体制运作模式改革的转变。迄今,中国改革体现出如下主要特点:第一,持续经济增长兼顾政治稳定。第二,强调改革要逐步进行,先易后难,并加大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建设,增进政治结构的明朗化、决策过程的规范化等。第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加强多党合作,中国政府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不断开拓民意渠道,积极团结社会精英,同时对大众的呼声做出积极回应,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中国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既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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