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群众”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或“臣民”）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人民”相嫁接后，安顿在传统术语“群众”的外壳之中而形成的。同时，它也是西方群众理论在中国的变异，特别是对群众价值评判彻底颠覆的产物。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是“人民”的不彻底的具体化，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一方面，它超越了传统的臣民，但仍然承袭了臣民概念的某些内涵；另一方面，它也涵蕴着公民概念的某些要素，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是臣民与公民的融合。

「关键词」群众/人民/公民/臣民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群众”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之高。（注：作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CNKI源数据库检索，在1994年至2005年1月这段时间，按文章题目查询，得到冠以“群众”为题的文章5472篇；按关键词查询，得到80915篇。查询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按“群众”题名检索，有2557部。作者还检索了政治性最强、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主流政治话语特点的报纸《人民日报》，自1995年1月至2005年1月31日，该报使用“群众”概念的文章达51395篇。相信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如会议讲话、讨论、交谈、汇报、报告、政府文件等，“群众”概念的使用频率会更高。）人们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熟练地使用着它，也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地甚至无意识地接受着它，但对它的政治文化内涵却熟视无睹、习焉不察。（注：这一概念的政治意义也引起过个别学者的注意，如周光辉从政治学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初步的分析，参见周光辉：《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作者也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初步探讨，参见拙作：《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载《理论与现代化》1999年第12期，第11页。）

“群众”概念的流行及其流行方式从一个侧面表明，它是与政治现实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非常普通的政治术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它凝聚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反映着鲜明的政治特征。因此，当我们认真省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成就与迷误时，对“群众”概念进行政治学的语义分析，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对现实政治秩序、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特点产生新的领悟。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将三种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即中国传统社会、西方“群众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的比较，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群众”概念的归纳分析，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的“民”（或“臣民”）、西方政治语境中的“人民”、“公民”等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当代主流政治话语中“群众”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指哪些人），所蕴含的意义（什么样的人），以及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群众”被赋予何种角色？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群众”处于何种地位？

一、“群众”概念的纵向流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语境中，“群众”概念指许多人的聚合体。（注：“群众”一词分别来说，“群”指同类的聚合体，包括兽类和人类：“众”则是人的聚合。所以有“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的说法（参见《国语・周上》）。群众的这一原始含义更接近英文的“herd”，它兼有兽群与人群的含义。）如荀子说：“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也”[1].又说“群众不可移也”[2]这里的群众概念是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并不含有价值判断，没有褒贬，甚至也没有政治意义，并不特指某种政治角色。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群众”都没有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常用的政治学概念。

到19世纪末，康有为、严复等人将西方舶来的“society ”（社会）译为“群”、“人群”或“群体”，相应地，将“sociology ”（社会学）译为“群学”、“人群学”。进入20世纪，知识界逐渐意识到西文的“society ”与传统文化中的“群”的差异，更多地采用来自日文的“社会”译名。“五四”时期，傅斯年清楚地将“群众”与“society ”（社会）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所谓的“社会”大多不过是“群众”罢了。在他看来，“社会”是有规则、有纪律、有活力、积极建设性的有机组织体系，“群众”则不具备这些特征[3].傅斯年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社团，但他心目中的“群众”概念仍是中国传统的含义，即无序地聚合起来的众多的人。

所以，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群众”概念与传统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仅仅在词形上具有一致性，并且继承了其“许多人的聚集”这一形式上的内涵。在政治内涵上，则没有继承关系。

在政治内涵上，当代的群众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的是传统社会中“民”（偶尔称“人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民”是政治化程度相当高的概念。民被视为国家的构成要素，甚至被诠释为国家之“本”，但由于国家被理解为“君―臣（民）”共同体，所以，在这个共同体里，君处于共同体主人的位置，民是其所有物和附属物，被定位于权力体系的底层，或不如说权力的另一端，即纯粹的受治者。

民的这两重涵义到了20世纪产生了分解：从一个方向上，传统的“民”的概念与源于西方的“people”（人民）、“citizen ”（公民）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的“人民”及“公民”概念，这是以中文的“民”译西文的“people”和“citizen ”的结果；在另一个方向上，通过以“群众”译西文“群众理论”中的“crowd ”（英文）、“Foule ”（法文）和“Massen”（德文），用以表示“民”的另一重意义。就内涵而言，当代中国的“人民”、“公民”和“群众”概念都源于西方，但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其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人民”概念继承了传统的“民”的概念中作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作为广大社会公众以及作为国家之“本”的内涵，通过引入西方民主理论对民的概念进行改造，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便被提升为国家的本体、国家的主人，或者说，人民就是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它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不过，在当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中，这种赋予即使在理论上也是不彻底的。在有的场合，人民仍处于附属的地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人民概念还经历了阶级性的改造[4]（P.227-z52）。

“公民”概念却远不如“人民”概念那样流行。自辛亥革命后，爱新觉罗氏家族被推翻，人民填补了权力的真空，皇冠便戴在了人民的头上。但人民主权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应该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有使人民中的每一成员成为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主体，即成为公民，使每个公民按民主程序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人民主权才是真实的。所以，人民主权需要具体落实到公民上，使人民中的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使人民成为公民的共同体。可是，从法理上确认人民主权，到具体从政治程序上落实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这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包括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漫长崎岖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立即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过渡，将人民的虚悬的权力落实为具体实在的公民权利。这样，在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抽象的人民被奉上神坛，但在具体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则以“群众”取代了“公民”以及由公民而派生的“选民”概念。当“人民”被奉上神坛，还留下一个具体实在的世间俗物“群众”；当“公民”没有出场，“选民”尚未登台时，“群众”则跻身政治的前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概念远比“公民”和“选民”概念更活跃、更自然，也更生动和具体。（注：作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CNKI源数据库检索，在1994年至2005年1月这段时间，按文章题目查询，得到冠以“公民”为题的文章2724篇；按关键词查询，得到18457篇。以选民为题的82篇，以选民为关键词的816篇。查询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按“公民”题名检索，有1477部。按“选民”题名检索，有12部，这12部基本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著作，且多为前苏联领导人的著作。在《人民日报》上，自1995年1月至2005年1月31日，该报使用了“公民”概念的文章8083篇，使用了“选民”概念的文章1739篇。其中以公民、选民为题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是对外国（主要是民主国家）的报道。而关于群众概念，则基本属于国内政治概念，没有涉及西方国家。将这个结果与前述关于“群众”概念的检索相对照，就会对“群众”概念远比“公民”概念流行这一现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公民”、“选民”概念倒令人觉得勉强、生硬、空洞和矫饰。

“群众”概念更多地继承了传统“民”的概念的消极、被动、受治者的涵义，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在下者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传统的“民”的臣民内涵的延续和蜕变。我们看到，群众概念的内涵常常是在几对关系中被定义的，如政党―群众、政府―群众、领导（领袖）―群众、干部―群众等。这几对关系都属于上下关系，群众总处于在下者的地位。不过与古代社会的“民”相比，其在上者已经不是传统的君主和朝廷，而是党（先锋队）、政府、领导（领袖）、干部等。从理论上说，他们不是群众的主人，不是外在于群众、与群众对立的，而是与群众一体的，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这样看来，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群众”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民”与西方传来的“人民”相嫁接后，安顿在传统术语“群众”的外壳之中而形成的。

二、“群众”概念的横向变异

考察“群众”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它与西方“群众理论”（crowd theory）的关系。（注：这里所说的“群众理论”语境，是在语境（context ）的两种意义上交叉使用的，既包括“群众理论”文献中“群众”概念的上下文，也包括该概念由以形成和应用的政治场景、文化情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劲的西学之风登陆中华大地，使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或被西学概念所取代，或经历了西学的改造。群众理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到19世纪末，现代群众理论正式形成。整个20世纪，它在西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本来在传统政治语境中微不足道的群众概念能够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发展出一套有中国特点的群众理论，与西方的群众理论的影响有关，也与形成于西方的“大众社会”或“群众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关。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两种群众理论遥相呼应。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家将目光投向群众，他们明白，他们的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能否掌握群众；政治学家也将其考察研究聚焦于群众，他们意识到，当代政治发展的方向甚至文明的命运都取决于群众。

就字面意义而言，西方群众理论中的核心概念“crowd ”（群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是正相对应的。（注：在英文中，与“群众”（crowd ）概念接近的还有群集或群体（the group ）、暴民或乱众（mob ）、公众（the public）、大众（mass或the multitude）等，这几个概念与crowd 有区别，但有时又与crowd 交叉使用，都可译为“群众”。在中文中，crowd 有时也译为“大众”、“群体”、“乌合之众”等。）但如前文所说，中文群众概念原本不具有政治内涵，它能够在当代中国成为活跃的政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群众理论语境中的“群众”填充了其政治内涵的空洞，但在这个填充的过程中，它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政治学上的“群众理论”源于作为社会心理学一个分支的“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of the crowd）。群众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群众情境中的行为，其考察的焦点是群众人或群众中的个人对于群众刺激情境的反应[5]（P.3）。它本身属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但是，由于群众现象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成为现代人政治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所以，从对群众心理的研究中形成了政治学的“群众理论”。

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与西方两种并行的群众理论所讲的群众是同一个群众吗？

一般说来，西方群众理论并不指向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莫斯科维奇所说：“群体并不是与平民、公众、穷人、无知者、无产者或乌合之众同义的，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6]（P.99）所谓群众是作为个体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3]（P.）。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