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官僚主义是主导中国社会兴衰荣辱的基本矛盾

人类是在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人类的不同生存和发展方式，形成了人类的不同文明。

中华大地的天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决定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与自然界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与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形成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

由中央集权主导社会发展，这虽然是解决水与人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但是却也由此产生了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基本矛盾，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

（一）

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

入骨三分地指出：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好摆门面，好说空话，

思想僵化，墨守成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办事拖拉，不讲效率，

不负责任，不守信用，

公文旅行，互相推诿，

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随心所欲、滥用权力。

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观根源是，只顾自己名利、不管别人死活，这是主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是：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这是客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终极结果是：主观官僚主义由客观官僚主义掩盖着，形成政治腐败，直至政权腐朽无能，最终腐烂透顶，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官逼民反”主导着自秦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各王朝的灭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义导致贪官污吏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投机专营、结党营私、瞒上欺下、排斥贤官能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无能，社会虚弱无力，引发民不聊生、铤而走险。

所以，清除官僚主义的能力就是执政掌权能力的标志。

能否消除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标志。当年，陈独秀曾指出：

“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页）

正因如此，他才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

陈独秀的论点不幸被历史所证实。五十年后，“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就发动了自我政变，摧毁了苏共和苏联。

不仅如此，“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他们的腐败无能直接破坏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教育的腐败无能造成教育投入的效益低下，人才培养缓慢；学术的腐败无能导致科学技术投入的效益低下，科学研究的质量低劣；国有企业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国有经济的衰败，科学技术难以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军备松弛、战则必败；政治的腐败无能必定导致国家政权的腐朽无能、天怒人怨、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 蜕变异化成人民的异己阶级，这个问题不仅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直接危胁。

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那么不仅是“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而且还会养育出自己的掘墓人。

（二）

官僚主义导致腐败畅通无阻、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主观官僚主义者多数就是贪官污吏，他们信奉的是升官发财，必然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由此官吏或者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或者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从而导致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家国一体的皇权专制形成的是社会政治理念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纲常，另方面是“千里做官，只为吃穿”的世俗信条。其中何去何从，这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品行。

当皇帝官僚主义严重、昏庸无道时，升官发财的理念就蔚然成风，就实现了政治的产业化。当官职变成了商品后，升官发财就成为主观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准则，所谓“忠君报国”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上，贪官污吏大多数是投降派和叛国者。因为他们只关心升官发财，并不在意其它。

不仅如此，贪官污吏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结成各自的利益同盟，不仅压抑德才兼备的各种人才，而且开展朋党争斗，形成社会发展的反动，造成国家政权腐朽无能、政治腐烂透顶。

于是，国家机器也就成了泥足巨人，一有风吹草动，便轰然倒地。

掌权者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掌权者的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是制造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的工厂。

晚清时代的中国之所以任由列强瓜分，主要是由于政权的腐朽无能。无论是早期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抗英，还是后期的娘子关守军抗德，都打得侵略者望而却步。这证明：中国军队完全能够打败侵略军。

经过“洋务运动”，大清帝国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也是堪称一流的，不仅有陆军60多万人，而且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六。相对实力，要远远大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

此时的中国，如若政治清明、君贤臣能，同心同德，纵然不能跻身世界列强，至少也让列强不敢小觑。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腐败绝症在大清帝国已经复发多时、病入膏肓，早就不再是腐败而是腐朽乃至腐烂的问题了。

梁启超指出：

“夫固用同此主义也，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曰有隙无隙之分而已。”（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8页）

这个所谓的“隙”，就是人人痛恨却又不能根除的政治腐败。

（三）

官僚主义导致天怒人怨，社会离心离德、一盘散沙。

集权专制家国一体，国家即皇家。皇家爱大家，大家自然爱国家。既然皇家不爱大家，大家为何非要爱国家呢？

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明信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大家只在乎皇家是否爱大家，并不在意谁家是皇家，且不论民族，不管国籍。历史上尽管有着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这些抗击异族入侵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却是积极参加异族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安顺良民。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象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

“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一切政治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333页）

慈禧为了维护权力和满足奢靡，既玩弄权术，制造养护政治派系；又卖官鬻爵，挪用海军军费。这样，就导致政治从乾隆年间形成的腐败，道光年间形成的腐朽，达到了腐烂的程度。

其时，日本仅有陆军十几万人，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十六，只与北洋水师旗鼓相当。甲午战争之初，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战胜。

可是战前，北洋水师为了军费，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

战端开启，首先李章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敌”，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其次，陆军除左宝贵、聂士成等所属个别部队之外，淮军其它各部兵无斗志，从朝鲜至辽东、一路望风而逃；最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

结果，恰恰是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时，从天津进攻北京，面对着手执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清军阻击，用了40天。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总兵力不过3万人，且各揣心腹事、互不协调，不仅联军统帅瓦得西尚未到位，而且还要留下万人固守天津，最多有2万人进攻北京，同样的攻击路线，面对着的已经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装备一流的新式清军，可居然在10日内就大功告成。

“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时，只有炮台守军独自拼死抗战，其他各军竟然全作壁上观，海军甚至不战而作俘虏；尔后只有直隶驻军参加抗战，东南各省竟然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就连坐镇山东、近在咫尺、执掌最精锐的现代化新军的袁世凯也公然坐视侵略者攻陷首都，打进皇宫。

当初，太平天国兴起，八旗军不堪一击，大清王朝岌岌乎危哉！那时，尚且有以僧格林沁、曾国藩、左宗棠、李章为代表的大批官吏和知识分子效命沙场，力挽危局。此时的封疆大吏却拥兵自保、坐视国破，大批知识分子投靠侵略者。

当年，三元里的普通乡民揭竿而起，尚且能将英国侵略军打得一败涂地、望而生畏；可如今几十万的义和团和数万的新式清军却是一触即溃、顿作鸟兽散。

可见，此时大清王朝的政治已经达到了腐烂透顶，气数已尽的地步。

（四）

官僚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往往积重难返。

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在有关变法的诏书中指出：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页）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就一针见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说明，政治腐烂的先进化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先进化，所有的先进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国的强盛就取决于能否持续地清除贪官污吏，保证由德才兼备者执政掌权。

官僚主义及相生的官场腐败，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周期复发的不治之症。为了严明吏治，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如果说明崇祯皇帝在上吊的衣襟遗书中指责官僚集团害民误国、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诗中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

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

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

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

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对此，毛泽东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所以，发展民主政治必须以强化民主监督为先导。

（五）

官僚主义的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无拘无束，消除官僚主义就在于拘束权力。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相对来说，民主监督比民主选举更为重要。

正如潘维博士所指出：

“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遏制腐败，也无法控制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绝对权力无论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都是人治的一种，都会腐败。”（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52页）

民主选举只是解决社会领导人的产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