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宁：开会：制度化仪式及其对当代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都是通过开会发生的。不仅如此，借助于媒体的全方位配合与强力宣传，开会这一少数与会者之间的互动还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开会的结构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社会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制度化。正是在开会与媒体持续不断的密切配合与互动中，当局界定了民众的观念情境，编织起说明社会行动与生活的叙事“框架”，模塑了民众认识社会的视角。笔者在本文中运用社会学中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的概念，来描述和解释“开会”这一政治活动的社会建构意义，对开会这一社会的集体政治互动作微观和宏观分析，希望说明当代中国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建构的，进而为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一个新的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一、用“剧场理论”来解读开会仪式

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的建构性源于日常社会里人们对于现实知识的建构性，即用一种解释性的能动的元语言来描绘社会场景。阿尔弗雷德・许茨指出：“常识实在是以普遍有效性的历史形式和文化形式呈现给我们所有人的，但是，一个个体在其生活中解释这些历史形式和文化形式的方式，却取决于他在他的具体存在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和”，“我的生平情境限定了我确定这种行动领域、解释它的各种可能性以及控制它的各种挑战的方式。”[1]他认为：“人……只是以他的自我的一部分进入到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之中，而且他总是同时既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之中，又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之外。[2]”人们或多或少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而行动其实是观念的外部延伸。有关人的理论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观念和行动的意义的解释。吉尔茨说：“我以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3]”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个体对社会的认识和知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状态。个体生平情境和所处位置限定了它对社会的认识只能是局部的，个体只能以自我的一部分与社会的一部分相联系，对整个社会的知识因而是不全面的。这样就产生了在个体意义世界之外、个体不“在场”的情况下，它是如何获得关于整体社会的知识这一问题。事实上，个体对于自己视界以外的社会的知识是由他人“再现”而获得的，而这“再现”又是每一个个体或群体通过自己的意义世界过滤后，并且受自身视界限制，以自身的位置为原点来传播的。所以，有关社会的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一种建构的知识，但个体却常常将其界定为真实的。

个体关于社会的知识的建构性，常常成为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驰骋的场所。权力和意识形态密切配合，可以为民众建构起种种关于社会的“知识”。同样，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下，个体会将这些关于社会的“知识”界定为真实的，并将这些所谓的“真实的知识”纳入到自己建构的观念结构中。

上述概念框架就是本文研究“开会”问题的理论前提。本文所讨论的“开会”是在中国当代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或受其支配、影响的一种模式化的集体互动形式。典型的开会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会前由上级党政机关以内部文件形式通知下级单位，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的行政职级要求。被指定参会者提前一到两天在指定地点报到，会务组人员向开会者分发有关会议材料及会议日程表。开会的程序是预定好的，通常情况下会严格按照会议主办者期待的过程进行。

第二阶段：会议正式开始。会场经过精心布置，分为主席台和听众席，主席台的座位名签严格按官阶排序，同职级中党的官员排序在前。听众席的参会者必须先到，然后主席台上的参会者才入场。会议通常由主席台上职级次高的人主持。开场仪式后，职级最高者做或长或短的主题报告，报告的内容给定了此次会议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此后几天里被指定的参会者按既定主题做有分寸的发言，所有发言者在观点上都十分注意与预定的观点保持一致。

第三阶段：对各种发言做汇总筛选后，由居于会场中最突出位置的职级最高者做总结发言，对讨论的问题做最后的权威性界定，通常带有指示的性质。当会议主持者宣布会议结束时，听众席上职级较低者鼓掌以示配合。

在集权的金字塔形的权力体系中，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会议是开会的第一个层级，然后按行政隶属关系由中央召集省级主管开会，再由省级主管召集地市一级开会，随后再由地市一级主管召集县一级主管开会，最后由县级主管召集乡镇一级主管开会。这5个层次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开会体系，每一个特定的会议都是制度化开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由少数人开始逐渐扩展最终复盖全国党政系统乃至全社会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机制。在传递过程中，借着传递代表着最高权力机构意志的话语，上一层级确认了对下级的权力行使。

这种会议本身具有政治仪式的功能，它制造了一种情境的共同规则和规范，以及人们面对面具体互动细节中隐含的一致性，塑造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它通过意义和秩序的话语建构，让参会者高度认同会议及其主办者的意志。戈夫曼的“剧场理论”非常有助于解释开会这一互动情境[4].在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中，他们不断地关注着自己所接触的各式各样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关印象，并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像。戈夫曼用“剧场”的范式这样来解释社会互动：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是“演员”，他们操作“脚本”、“道具”、“舞台”和“角色”，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演出”中，“演员”运用各种技巧使自己的行为让别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

借助戈夫曼的“剧场理论”来观察，开会这种“演出”的“脚本”在开会前已经编排得很周密，这包括时间、“舞台”（会场）、“主配角演员”（参会人员）、“剧情”（程序）、主题、“对白”（发言）等。“脚本”与既定的文化制度（即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制度）保持高度一致，“脚本”中的时间结构、“舞台”、“剧情”、“演员”、主题、“对白”都必须体现这一要求。“脚本”是开会的微观互动与既定宏观政治秩序之间的衔接点，它本身只是静止的符号，要通过“剧组”人员（与会者）的合作“演出”，“脚本”中关于社会的秩序、意义和规范才能被建构起来。开会的过程就是会议“演出剧组”根据“脚本”“表演”，“演员”担负着维持“剧组演出”顺利成功的任务。

为实现这个目标，对会议“演出”的控制就很重要，其一是通过“脚本”实现的控制，其二是“演出”时的情境控制。前者是预设的，后者是在现场互动中实现的。会议的“脚本”规定了“演出”的情境。由于对“脚本”背后强大的权力秩序的认同、敬畏和认知，也由于参会者个人渴望在既定秩序中分享更多的利益，与会者通过对“脚本”规定“角色”的理解来领会如何“扮演角色”，会自觉地建立主办者设定的开会所需要的共同情境。人们通常通过表面的尊重礼节和掩盖对他人的不满或矛盾，避免出现使“剧组演出”失败的行为，也避免使会议的情境定义破裂。与会者会竭力把情境允许的形像呈现在“剧场”里，展示出情境所要求的理想化面目，尽量把个人的“表演”作得看起来象是真诚、自然的。在会议发言和讨论中，与会者会操纵自己的“情感”作适当的投入，表明自己对会议情境的深入理解和真诚，并尽可能协调地连贯一致地使“演出”按计划完成。

开会的情境控制是通过戈夫曼所说的“焦点互动”实现的。参会者在同一时间、空间里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主题上，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他们彼此面对面地相互感知和审视，任何可能破坏规定情境的细微言行都会被他人注意到并被视为破坏。人们会有意识地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控制自己的表情，避免与规定情境不适宜的姿态和个人细节出现，比如发牢骚、不规矩的站立或坐姿等。这样，在开会的情境中就形成了“我们”这种集体感，它对与会者有几层含义：首先，与会者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公家人”，相对于政治体制外的人来说有某种优越感；其次，与会者会意识到自己在庞大的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开会通常限定行政级别），具有开会的资格和某种特权；再次，通过最高权威所推展的话语，与会者可以分享话语权威带来的现实权力感，因此与会者之间会形成“我们”这个群体的一种团结感，彼此之间产生高度认同。

在开会“表演”中，“剧组”成员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等级和地位差别，区分“观众席”和“舞台”以及“舞台”上主要和次要人物是控制“演出”情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通过“剧场场景”的布置来解决的。在开会场景中，地位最高者是主角，居于会场最显要位置：“主角”和“配角”、“配角”和“配角”之间则按预先排序严格确定在会场中的相对位置。“主角”与“配角”或其他一般“演员”之间的等级地位差别越大，在会场布置中他们的空间距离也就越大，以便突显出“主角”的权威和“配角”的渺小。在这样的场景中，强烈的反差会使“剧组”其他个体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言行与会议秩序保持一致，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释为与规定秩序不同的言行出现。开会中严格的座位排序体现了与会者眼中的政治秩序，当新闻媒体再现开会情境时，“主角”和“配角”、“配角”和“配角”之间在媒体中出现的次序、长短、频率等，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与开会时的情境是完全同构的，同样体现了开会的秩序和情境控制，从而在媒体的受众意识中再现同样的情境和同样的秩序，实现了对受众的控制。

通过开会过程中的互动和控制，不仅在与会者之间建构起一个关于当下共处同一时空的“我们”的意识，而且在与会者中间建构起一种关于“外在”（开会者以外的世界）现实世界的共同观念。由最高决策层建构的种种叙述，就是这样通过自上而下的开会被与会者认同并不断操演，最终成为社会主导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戈夫曼所说的“不相关原则”，即在“焦点互动”中，外部世界的事项、特性等被一定程度上过滤掉了，与会者只关注开会中共同的主题和维持会议的规定情境。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是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起来的，而开会则是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关于对现实认知的一个主要途径。开会中完成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是一种封闭的、按照主持者事先设定的叙事。这种叙事通过开会与媒体的互动形成了关于现实的“认知”或观念，构成了当代中国人认识社会的基本“框架”。这种封闭预设的叙事“框架”限制了人们对社会真实存在的全面认知。

本来开会只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或受其支配影响的群体的行动，而社会大众主要是借助媒体了解社会现实，开会者在开会时对现实的认知和界定在逻辑上并不必然令社会大众认同接受。然而，由于中国媒体的“喉舌”性质，它必须不遗余力地围绕着开会，对那些有关当前现实的认知以及重要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全方位大容量的饱和宣传。由于媒体的传播复盖面极为广泛，并且以国家权威自居，用不可质疑的姿态在大众面前居高临下地灌输开会形成的关于现实的观念，而社会大众常常处于信息闭塞或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于是开会建构的关于现实的解释经过媒体的反复传播后就占据了人们的观念世界，部分替代了社会大众自身的体验认知。媒体就是这样密切地配合着开会，扮演了将开会中建构的关于现实的解释移植到社会大众意识中的角色，起到了为最高决策者充当喉舌的作用，完成了建构进而操纵社会大众观念的任务。

二、开会如何建构观念和立场：若干案例分析

开会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化的集体互动，完全体现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志，开会所建构的关于现实的种种叙述只能来自最高决策者的意志。决策者们在特定时期会提出一个治理国家的最高纲领，让人们相信一套思想或关于未来的一种社会改造计划，这些说法构成了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开会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些“叙事”是真实的，应立即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体系，最高决策者的“叙事”就被“传达”到社会大众，每个层级会议的与会者按既定“脚本”参与“操演”，于是一个按照最高决策者意愿勾画的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就被建构起来了。一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它形成的叙事“框架”就成为一种封闭的不可变更的认知模式，不管现实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这个叙事“框架”是否符合现实或真相，人们都只能始终保持对既定叙事“框架”的认同，直到下一次重要会议修改叙事“框架”为止。

下面用一些案例来说明开会是如何建构观念和立场的。过去人们对同类事件的理解往往是从与会者个人的行为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