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从四川省自贡市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说起

上帝要叫谁灭亡，必先叫谁疯狂。――西谚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５日，我应邀参加了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中评网举办的“土地征用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来自四川自贡的失地农民维权代表刘正有先生。这以后，老刘时常打电话来，介绍自贡失地农民维权的一些情况。通话中，老刘使用频率最高的三句话是“太恐怖了”、“太可怕了”、“太黑暗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几天，老刘专程来找我，诉说十年来上访维权之艰辛，悲愤交集，感慨不已。看着常年漂泊在外、满头白发的老刘，我也是感触良多。

刘正有，原自贡红旗乡白果村２组村民，因土地被强行征用（后来住宅又被炸毁）当不成村民转而司职维权代表已有１０年了。从自贡市到四川省、再到中央有关部门直至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他已去过无数遍了。自１９９５年始，刘正有和其他维权代表先后走访了各级政府和法院。２０００年４月５日，他们向自贡市中级法院起诉，未被受理；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包括老刘在内的１３００名农民联名，向市政府、省政府、建设部等分别提起行政复议，没有答复；他们转而向自贡市中级法院、成都市中级法院、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分别状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但是，这些法院同样不予受理。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００多名农民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向建设部邮发特快专递。按照《行政复议法》第１７条，建设部收到行政复樯昵牒螅等漳冢?胱鞒鍪欠窳?傅木龆ā＃等漳谖幢桓嬷?挥枋芾淼，即视为已经受理，并在６０日内依法处理。否则就是不作为及不履行法定职责，要承担法律责任。后经邮局查询得知，建设部在２月１日就签收了此邮件，但此后３个多月里都没有答复。好不容易等到８月，等来的却是建设部出具的一纸“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从刘正有们的维权经历可以看出，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之路是多么的艰难而又成本高昂。

自２００２年起，刘正有和他的同伴求助于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南方周末》、《南风窗》、《中国改革》、《财经》、《政府法制》、《中国法制》、《中国经济时报》、《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等报刊和不少网站及国内外其他新闻媒体，纷纷表示关注，多家媒体先后派记者到自贡调查征地腐败大案及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并作了大量客观、公正地报道。该案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日由中央电视台曝光，６月１５日四川省政府派出调查组，该调查组不到失地农民中进行深入调查，了解民情、民怨、民冤，只是偏听偏信市委、市政府官员的假汇报，就做出结论：“高新开发区依法、按时、足额对被征地农民进行了补偿”。自贡市委、市政府官员得到省政府调查组的结论，对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征地腐败问题，更加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地进行报复，从暴打、抓捕、拘押，到逼死人命。导致连续发生“５・２０”、“６・２３”、“６・２４”、“７・４”、“４・２０”失地农民依法抗争群体事件。

刘正有的个人名片很独特，正面印着“四川省自贡市失地农民维权代表”和“中国新闻社《新闻周刊》２００３年度十大维权新闻人物”；背面印着“维权案例简介”：“１、自贡市市委、市政府以”高新技术“开发为名，倒卖土地为实，非法占地１・５万亩，谋取暴利５０亿元。造成３万农民失地、失房、失业又失去生活保障。２、农民为了生存，保卫土地被权势集团动用警察先后抓捕８０余人，被暴打致伤４０余人，其中８人送医院抢救，拘留２４人，被逼死４人。３、农民房屋拆迁费应得两亿多元，实际才得３０００多万元，被权势利益集团‘低买高卖’政策克扣１・７亿元，凡是抵制该政策的公民财物被抢，房屋被爆炸毁废，至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苍天在上，你听见了失地农民的哭声，听见了他们的呼声吗？”

对刘正有提到的两笔巨额款项：一笔是土地差价５０亿元，一笔是克扣房屋拆迁费１・７亿元，我想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追问：“钱到哪去了？”如果刘正有所说不实，自贡市政府就有责任出来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把《自贡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自贡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关于２００３年央视“６・１２”报道后有关情况的汇报》及８个附件从头至尾认真看了一遍，也没看到有说服力的回答，反而使人疑窦丛生。

关于自贡市委、市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案（以下简称“自贡案”）的媒体报道和专家评论已有很多，不需要我再赘述了。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典型的如湖南嘉禾、河南郑州、江苏无锡、四川汉源、广西南宁、陕西西安、广东中山、河北定州、北京顺义，通过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已广为人知。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４年的７年中，全国有近１亿亩耕地被征用，有学者据此估算有多达３万亿元的土地差价被权势利益集团掠为已有。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４０００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 ，他们的共同命运是――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十分艰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ｃｒｏｎ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又译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２００１年３月，吴敬琏在《财经界》杂志撰文指出，“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市场化改革将会挖掉既得利益者寻租致富的安身立命基础，一定会遭到他们强烈的抵抗，中国的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危险。文章称，中国已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距离。当前的经济体系还达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在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面临繁重任务。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根据经验，我国的市场经济就有落入畸形的市场经济，就会成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先生言犹在耳，今日中国已深陷“权贵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吴思命名为“资本-官家主义”）的泥潭。这个泥潭之深、之黑、之浊、之脏举世罕有其匹。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其真实面目，我就用白描的手法给它画个像：

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

刘正有对我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以前土匪抢老百姓的财产，是用‘枪’；现在政府抢老百姓的财产，是用‘章’；‘章’比‘枪’要厉害一万倍都不止。因为用枪抢人民财产是有限的，百姓还可以找政府请求救济；而‘章’的法力是无边的，受害人群是无限的，而且根本找不到人救济。”

据统计，国有银行每年新增贷款１・５万亿元左右，其中贷给国企的占整个贷款额７０％以上，而国企效益并没有因为拿到大量贷款而好转，欠贷不还已经成为国企的惯例，从而形成了愈演愈烈的银行坏账。现在的国有银行坏账率，官方数字是１０―２０％，而国际机构和民间研究的估算则高达４０％―５０％。比如，据斯坦普评级公司（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Ｐｏｏｒ/'ｓＲａ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发表报告说，估计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５０％的贷款都是呆账，总金额高达五千亿美元，大约占中国一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变成权贵们的私产而流失掉了，也就等于权贵们通过银行贷款这一中间环节来瓜分社会财富，然后转移到国外。

据《财经》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９期披露：从２００２年４月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倒台揭开盖子算起，发生在黑龙江省的官场大震荡已历时三年。粗略计算，其间共涉及不同级别的官员上百人：其中省级官员七人，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启文；省机关厅局级干部３０余人，包括省政法委副书记徐春田、省人事厅长赵洪彦、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家刚、省司法厅厅长王滨起等关键部门的“实权人物”；市级领导若干，在黑龙江省１３个地级市领导班子中，目前已确认的，即有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鸡西、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黑河等九个市的市级主要领导十余人。此外，还有县处级官员多人。以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为代表的腐败官员沆瀣一气，大肆卖官鬻爵，涉案总值达８０亿元。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仅韩桂芝一人在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就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９５０万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涉嫌受贿。但是，据知情人讲，韩桂芝在位期间攫取的财富远不止此数。愈来愈多地证据表明，黑龙江省官场的腐败与疯狂不过是全中国官场腐败与疯狂的缩影。

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关于腐败的寻租理论问世，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反响。按照寻租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Ｔｕｌｌｏｃｋ）的说法，所谓寻租就是追求非生产性的利益，或者追求管制带来的价格差。后来，斯蒂格里兹进一步提出，寻租就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殊的好处。１９８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布坎南则认为，寻租是指那些本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在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了。也就是说，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形成了差价收入――租金。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哪里有垄断、特权和管制，哪里就有租金”。贝克尔说：“腐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外在产物，对经济的控制越多，腐败也就越严重。” 后来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的；二是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

寻租现象的根本特点就是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与金钱交换。有了权，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贪腐案就很能说明问题。王怀忠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和安徽省副省长期间，索取、收受贿赂共计５１７万余元人民币。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为马某、杨某、倪某等人在贷款、房地产开发、土地批租等方面谋取不法利益，多次索取、收受对方现金共计３１７万元。王怀忠非法敛财，对其拥有的价值４８０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此案共追缴王怀忠家庭财产计人民币１０５９・６４万元；金银首饰等物品１６２件（套）。此外，他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直接干预、打招呼等方式为家人谋取利益，其妻韩桂荣从中收受巨额钱款及两套别墅。其中，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王怀忠为了“摆平”自己被调查之事，竟向私营企业主一次索取２００万元，被冒充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骗子骗去１２０万元。他长时间将阜阳城区一些黄金地段出让的决定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拒绝实行招标拍卖，并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采取多种违规手段把个人意见上升为市委市政府意见；不经评估，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擅自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惠；随意决定出让土地位置和用途，为不法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自己从中收受贿赂。如，不法开发商丁佩琦看中了地处黄金地段的阜阳少年宫的土地。王怀忠收取丁的巨额贿赂后，不顾市委常委会议的多次反对，擅自决定将少年宫土地交给丁佩琦开发，并授意了佩倚宴请有关单位领导吃饭，还亲自到场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会议纪要”，称少年宫开发问题已由王怀忠在某酒店主持召开协调会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土地出让金收取、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王怀忠竟签批了此“纪要”并以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由于王怀忠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高达１３６７６・０４万元。试想如果王怀忠及前述韩桂芝等贪官污吏不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力并利用政治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他（她）们怎么能获取那么多财富呢？

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

鲁迅曾说过，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改革。后面这句话颇有深意，但不适用于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分子大多经常把“改革”挂在口上，打着“改革”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售其私。

自贡案是攫取民有财产的典型案件。当地农民的土地和房屋从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先后被市政府、汇东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用，不给农民土地补偿，只给少许安置费和生活费，房屋拆迁实行“低买高卖”的土政策，政府官员从中牟取暴利。截至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央政府共查出地方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用接近人民币一百亿元（十二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