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义：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

[内容提要]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的三大因素。本文试图从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衰朽。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三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它们共同推进了全能主义政体的建立。但三者又存在着冲突，冲突的极端发展导致了中国的政治衰朽，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关 键 词]革命 社会主义 现代化

一、革命：概念及其阐释

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出现于15世纪的意大利，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政变）一事。这一术语源于占星术家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的概念。它于1662年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用它来形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此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1]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种暴力性政治参与，它一般以夺取政权和恢复正义的政治秩序为目标。西方18世纪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运用的广义革命概念。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增进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臣民的权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杰斐逊继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人民争取“天赋人权”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广义上运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君主并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义、暴乱混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人越来越孤独，由于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他们更易于产生反常和暴力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内涵也是广义的，它意味着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改朝换代和天地运转、四时更替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合法性)的丧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狭义的革命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权的更替或正义胜利，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重建。马克思运用的是革命的狭义概念，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具有进步性，它是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亨廷顿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变、起义、叛乱和独立战争区别开来，他认为革命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更。汉纳∙阿伦特也认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4] 查默斯∙詹隼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5]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革命的：1、合法性的角度。他们认为革命是权威丧失的后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杰斐逊是这一理论的代表。2、文明的角度。马克思是革命文明论的阐释者，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淡漠和压力的反应。4、社会结构的角度。汉纳∙阿伦特、查默斯∙詹隼都坚持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结构变化的暴力才能称为革命。这四种革命理论都阐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内涵，并具有启发意义。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权威、社会结构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体系内部通过暴力改变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力图改变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是体系内的冲突，并且它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分析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现代化的产物。革命的产生是由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政治意识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其速度和数量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亨廷顿认为，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6]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在巴林顿∙摩尔看来，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英法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府；日本和德国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却没有产生民主；俄国和中国成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则产生了共产主义和专制政权；印度缺乏革命，既没有产生专制政权但民主道路面临困境。[7]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关于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论点是不同的，“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构性原因；而摩尔却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结构性原因。”[8]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不是相互矛盾的？答案是否定的。革命与现代化之间是互动关系，现代化无疑有助于革命的发生，革命也反过来对现代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革命也会导致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具体来讲，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为革命提供条件预设。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威逐步世俗化，经济迅速发展，结构功能逐渐分化，价值冲突不断激化。权威的世俗化意味着权威合法性的转变，也就是世俗权威代替宗教神权。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替代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传统权威式微和现代权威建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冲突时期，这种冲突构成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自经济起飞后，社会步入现代化时期，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会满足人们的经济期望更会扩展人们的期望，而且两极分化、社会流动、传统集团的地位丧失都会导致社会动荡，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日趋专业化和部门化，新兴集团如军人、知识分子、律师、商人等从传统的社会集团如教会、官僚、部族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性和组织性，这些新兴集团与传统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存在着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要求政治参与、改变政治体制，成为革命的组织力量。价值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受现代教育普及的影响，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成为了革命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总而言之，“现代化会给政治系统增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和紧张”，[9]形成“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 feeling），它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2、革命为现代化提供资源供给。革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认同有利于整合资源，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现代化初期的政策创制和体制驱动都离不开权力集中，现代化需要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来整合资源。通过革命可以建立高度权威和统一的政治，改变权力支离破碎和资源分散的局面，为权力集中和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革命还可以为现代化提供秩序供给，有利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平衡。通过革命，现代政治战胜传统政治，社会冲突程度缓解，新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得以确立，有利于政治稳定。革命还可以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革命政府和精英获得普遍的认同，精英之间建立高度的团结和信任，受革命洗礼的大众乐于服从政府和精英的领导。而强大政府、稳定的政治秩序和高度的政治认同都是现代化所稀缺的资源，是防止现代化的受挫所必需的。

3、革命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有利于形成革命情势，那是不是现代化就一定导致革命的发生呢？其实，革命情势只是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代化有利于革命情势的形成但未必导致革命的发生。相反，现代化的有些因素是不利于革命的发生的。例如，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水平高就可以避免严重暴力的爆发。作为现代化结果的城乡冲突会离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盟，这也是避免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东亚权威政体中，如韩国、马来西亚，现代化领导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和民主转型。所以，革命的发生与否还与领导精英有关，现代化的团结的领导精英是不利于革命爆发的。

4、革命可以导致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困境。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革命对传统社会摧毁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道德失范、社会混乱，革命后社会现代化既要进行秩序重建又迫切需要经济发展。其次，革命后社会的政权由于革命的经历而倾向于高度集权。革命需要克里斯玛型的领袖来整合革命者的意志，激发军队的战斗力。迫于军事压力，为了提高军事效率，革命团体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这种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它侵蚀着现代化所必需的政府权威，影响资源分配的正义，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现代化的受挫。再次，革命的恐怖使人们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囚徒。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形成革命的政治文化，如平民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平均主义、革命万能论、零和博弈论等对现代化发展都是具有副作用的，现代化的发展呼唤意识形态的突破。但是，意识形态的突破又是布满了陷阱，容易造成权威流失和政治失序，革命与现代化紧张突出出来。最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革命导致社会的政治化。正如王沪宁先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在不同程序上都具有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特征。[10]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其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虚弱，社会自主性丧失，现代化进程缓慢。

革命是社会机能综合性失调的产物，它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是强制性社会变迁。现代化则是知识爆炸性增长的结果，通过渐进改良也可以实现，并且现代化是个历史的过程，它是对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描述。革命和现代化属于社会变迁的范畴，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共生性而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涉及到权威重建和结构变动问题。

三、现代化的危机和革命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经济的产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之中，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传统权力结构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来应对社会的“全面危机”。

“全面危机”是由于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西方的掠夺性入侵，一是传统政府能力低下。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中国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西方的入侵是掠夺性的，他们以武力相威胁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和法权，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向国外，经济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领导精英没有能够像俄国、日本那样迅速地向现代精英转型，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现代精英与传统权力体制的联系，中国的权力结构虽然备感压力但没有进行有力地改革，政府仍然腐败不堪、效率低下。罗兹曼对此也作了论证，“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衰败可谓最明显，这些部门越来越无力团结中国的精英阶层去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以确保工艺和行政管理的活力。不仅中央政权日以孤立，而且仰仗中央政府权威的省级行政机关同时也削弱了。”[11]总之，传统政府的权威、效力和适应性无法对内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外也无力应付外敌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