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什么是环境文化？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态，即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回归。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标准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百多年前，西方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了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了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传统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它采取控制和掠夺的方式，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源，排放大量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打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工业文明，反思它的种种弊病，以求摆脱它所造成的种种危机，以绿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工业文明。因此说，生态危机产生环境文化，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进文化。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它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

环境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环境文化强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

环境文化强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

环境文化强调，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五分之一；中国正在变成“世界工厂”；中国的环保问题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环境文化将在广泛吸收世界环境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向世人展现出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独特风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我国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盲目追求高消费与产业升级，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污染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却仍未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上，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国也不例外。我国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已使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华母亲河黄河一年断流长达226天，使全国公众猛然警醒痛心疾首；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向公众展现了我国严重的森林破坏与水土流失；沙尘暴的肆虐，将公众的视线带向了我国大西北的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SARS的流行，引起公众对生态破坏的恐惧和对公共环境卫生的忧虑。这一切，促使人们去正视我国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世界环保思想的实践，是中国环境文化的重要借鉴。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20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地挑战。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标志着当代环境文化的兴起。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度成为发展环境文化的理论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政治的长期稳定，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逐步完善，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一切，都与环境文化息息相关。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必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

一、环境文化与经济增长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大自然不是静态循环而是动态增长的，这是一条根本性的自然法则。在人这种复杂生命形式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各种植物与微生物不断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转化太阳的能量，将其积累在地球上，地球日趋肥沃，使其它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国古代思想家将自然界动态增长的法则，概括为“生生不息”。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将其概括为“自然生产力”。这种源自宇宙深处的增长力量，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对“增长”的追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站在“增长”对立面的力量，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会被人类历史的进程抛到一边。传统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静态循环的经济模式，在“增长”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又在于它只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抛弃了自然循环法则，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和污染。自然界中本无废物，一种物种的废弃物，就是另一种物种的养料。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要使它们再回归到循环使用的系统中，尽可能减少浪费和破坏。按自然法则运行的这种能量循环系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道圆圆”(《老子》十六章)。环境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

在环境文化所营造的公众环境意识、社会环境道德和国家环境法律的压力下，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许多企业研制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可以说，是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工业文明，使传统农业的循环法则和传统工业的增长法则成功结合起来，也使资本收益率与自然资源收益率的提高统一起来。

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循环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当然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二、环境文化与国家安全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建立在以人力换资源的基础上，即扩大加工产品出口，扩大资源进口。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

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往往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消耗上。稀缺必导致争夺。传统工业能源结构从煤转向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永续供应问题。为此，西方国家长期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太阳能飞机、氢能汽车、电动汽车等等。一旦这些以可再生的丰裕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得以成熟，现有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体系将被抛弃，这对仍拼命沿袭传统工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文化理念养育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引导技术发展，一系列新技术的产生，将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全面重组。

“环境无国界”是与“人权高于主权”同时出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