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反中国情结”（Anti-chinesism）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政府被迫辟五口通商。然而无论是穷乡僻壤的无知小民还是堂而皇之的天朝大员，虚骄自大的心理似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仍然把征服了万里海疆、称雄于地球的西方人目为“丑夷”、“番鬼”。尽管打了历史性的败仗，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中央帝国的地位已然被撼动，也没有人敢怀疑中国的文明是否比“四夷”进化，甚至在各个通商口岸，地方官和士绅还把严防外国妇女进入作为头等大事，原因仅仅在于担心金发碧眼的“番婆”前来“偷种”，使中国人从此失去种姓上的“优势” 。

历史证明这样的“自信”终究不过是“四千年大梦”的最后几句呓语，接二连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很快把“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辉煌记忆彻底埋葬。到甲午战后，列强开始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之势逐渐形成，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纷纷预感“劫运”将至，例如素以激进著称的谭嗣同从国人与西人的体貌对比中也看出了“劫象”：

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粗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佝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

联想起国门初开之时国人视西人为“犬羊”的情形，其间的感情变化和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而谭嗣同的这种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反中国情结”（Anti-chinesism）的心态，普遍存在于“开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他们一方面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又认定中国“样样不如人”，需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一方面重视救亡图存的现实的民族利益，一方面又宣称“只盼快快亡国” ，对于“爱国”的口号给予了异乎寻常的批判。笔者认为：这种情结不仅仅是沉痛的反省与自责，而且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两难选择；而重新体味那几代人犹豫彷徨、不知所从的困惑，对于我们似乎也不无启示。

一

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 ；孙中山也相信“民族思想，实乃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 。然而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思想”，其实就是传统的“夷夏之辨”，虽然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现成的话语系统，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摆脱其原始的生成形态。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才使得国人察觉到对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存在，从而激发了潜在的民族情感；感觉到“大祸临头”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收拾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学理 ，并且终于摆脱了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和所谓的“天下主义”（以中国为天下而不知“国家”），使得民族主义成其为为一种“近代的”“主义”。 此后从乙未到庚子的五六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救亡热潮。

毫无疑问，中国民族主义的指向是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被认定是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目睹了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更亲身体会到了以“和魂洋才”“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为口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因此纷纷把眼光投向西方，把引进西学作为第一要务，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上也就出现了一段宣传民族主义与鼓吹西化并存的时期。国人不仅仰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更发展为对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推崇备至，即使以讲宋明理学著称的士大夫们也开始相信：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偶得风气之先”，而“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是“中外所同”，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而不能让“西人独擅” 。一时间，“西”就是“新” ，“西方”成为“现代”的代名词，而且越是往西就越“现代”，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生动记述了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心态：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知同也。至纽约，观止也未。

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语境之下，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直以华盛顿自居，号召革命党“建立合众政府”，直到晚年也仍然坚持要把中国“化成美国” 。

进入民国之后，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推崇有增无减，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批评更趋激烈。留洋镀金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正途”，而只要稍稍耳食西学，就“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 。比如鲁迅，他不但痛斥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且主张青年人根本不要读中国书，因为都写着“吃人”；陈独秀就更加激进，他甚至对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武打都十分反感，说那是“乱打”，认为“暴露了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胡适在新大陆呆了七年，对两个世界的反差就认识得更为痛切，他认为中国“不但物质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因此主张“全盘西化”，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至我们今日”，说出“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这样沉痛而激烈的言辞 。

二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具有如此激烈的“反中国情结”？难道他们真的是恨这个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显然不是。我们看到：鲁迅虽然斥责“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但又深深的忧虑着“中国人”会不会从“世界人”中挤出，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他还写下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这样充满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文字 ；陈独秀在九一八之后，作诗曰：“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依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度辽。”尽管此时他已身陷囹圄，却把个人的遭遇完全置之度外，所思所想所梦，全都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以致后来国民党政府在释放他时也不得不承认他“爱国情殷” ；胡适就更不必说，当日本就“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前一天晚上，他“竟夜不眠”，半夜一点起来给《大学日报》打电话询问是否有远东消息，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担忧已经到了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地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可以肯定，大部分存在着“反中国情结”的近代知识分子爱国之心从未后人，相反他们恰恰是爱得最深沉、最热烈的一群。

那么这种情结是不是可以完全归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反省、自责呢？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无疑是存在的，他们为了“改造国民性”、为了与传统彻底决裂而采取了过于偏激的态度，这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再完全认同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很清楚他们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是一种误解。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很可能把这些异常复杂的思想简单化了。

正如前边已经提到的，对“西”的崇拜乃是近代中国危机深重的产物，和民族主义可以称得上是“孪生兄弟”。正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主义的抱负，激进的知识分子把“西化”甚至“全盘西化”当作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主张开展中国的启蒙运动，用民主主义来唤醒“铁屋”中沉睡的大众。然而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近代中国却是相当巨大的。就民族主义而言，作为一种基于民族同一性而产生的、旨在建立和巩固一体化民族国家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它不仅需要自我认同，而且具有排他性，正如“民族”往往用文化和心理来定义一样，“民族主义”的基本价值也就“在于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声望的关怀” ；而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则把传统中国的一切都视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余孽”，既无科学，又无民主，只能置于被打倒的位置上，这种对于本民族既有历史文化的否定态度，无可避免的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一个是东向的，一个是西向的，偏偏又同时并存于同一个群体身上，其间的犹疑、痛苦可想而知。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对待民族传统的问题上，更反映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民权日张”的局面，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口号“发现人”“ 解放人”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鲁迅认为：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这“立人”也就是个性至上、个人至上的思想，正是民主主义的重大主题。“因为一切外在于人本身的、个体本身的东西都构成了对人的压迫”，所以知识分子把人的觉醒（“立人”）归结为人的“独自性”，“也就是把人从各种群体的、类属的、观念的领域解放出来” 。易卜生塑造的“国民公敌”“孤独的人”的形象被介绍进中国以后，立即被普遍推崇，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易卜生主义”。早在谭嗣同那里，“国”已经成为应该否定的对象，他借阐发“春秋大一统”，指出：

《春秋》之义，天下一家，有分土，无分民。同生地球上，本无所谓国。

而陈独秀更提出“偶像破坏论”，把“国家”“民族”同“宗教”“君主”“节孝”一道视为应该破坏的“虚伪的偶像”，他在与钱玄同讨论中国文字存废问题时宣称：

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庭”“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

显然这种观念与鼓吹民族利益至上，以民族国家为崇拜对象的民族主义难以协调。

其实民族主义与个人的权利也并非完全不可以找到契合点。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所谓民族利益，说到底“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和，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和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 也即是说，民族主义本来应该以民主主义为前提，对外要保卫“国权”（“集体人权”），对内则要保卫“民权”（个体人权）。然而近代中国的现实却是：反动统治者往往背离民主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并且要求人民无条件的服从于他所宣布的那个“民族利益”甚至做出牺牲。这又使得知识分子们陷入了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胡适曾把这种矛盾表述为是选择袁世凯还是选择威尔逊的问题。王运死后，他在日记中写到：

王壬秋死矣。十年前曾读其《湘绮楼笺启》，中有予妇书云：“彼入吾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适在这里说得是比较轻巧的，然而“为宗国讳”和追求民主之间的分寸实在难于把握。尤其在真正面临选择之时，一方固然是自己所不齿的反动统治者，但其对外政策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与国民有着共同利益，很可能也确实是在捍卫民族的尊严；另一方尽管是自己仰慕的“先进民主之国”，但“先生”偏偏老是欺侮“学生”，老是用炮舰来惊醒自己的迷梦。因此无论知识分子对外患有多麽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都对民族主义的口号抱有相当的谨慎，不希望“爱国”成为了搜刮民财压迫民权的工具；与此同时，无论他们“反中国”的言辞有多麽激烈，在内心的深处都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忧虑和难以摆脱的痛苦。

三

我们尽可以因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言辞在现在看来“不合时宜”而对他们加以嘲弄，但这样的态度无疑不是历史主义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研究历史须具有所谓“了解之同情”，这种态度正为我们解析“反中国情结”所必需，我们应该体会那几代人在当时当地“不得不如此”的苦衷。甲午以后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压迫、外来的冲击，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情感的，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造就了一大批异常杰出而又异常复杂的知识分子。他们处于剧烈变动的社会之中，其思想感情的变化也就非常显著。非但如此，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也因为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而显得诡谲，比如本文所述及的“反中国情结”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反中国情结”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冲突的产物，同时这个冲突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西化）”“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有道（民主）与无道（反动独裁统治）”三对矛盾的交织和互动。如果再从另外的角度发掘，我们还可以发现：

第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存在着“回向传统”和“面向未来”这样的两难选择，而“面向未来”一类的民族主义者多半是笃信民主主义的，并且他们最终的价值取向和“救亡图存”的出发点存在不可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