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形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测量计’。建国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我们发现，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 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 ％，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3600 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以及不同利益受损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在过去几年，各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连续对我国城市居民进行了社会形势问卷调查，调查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

定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呢？如果存在，是否能保证中国今后5 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呢？决策者应当是‘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见《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态势，这是‘治国安邦’正确决策的信息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我们宁可把困难与挑战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应对预案与对策准备得严重一点，才能避免被动，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决策者们仍然过低地估计各种国内的挑战（这里还不包括台湾与国际挑战），又过高估计处理各种社会危机的能力。在重要的文献中对中国当前社会形势的估计是‘轻描淡写’，例如，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就业压力增大，企业改革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整体素质不高。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 ；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但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1999年4 月爆发了法轮功组织冲击中南海事件，被江泽民总书记称为‘神不知，鬼不觉’，震惊了中央，也震惊了全世界。迄今为止，这个政治事件给中国及其领导人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远没有消除。

1999年5 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级联放大’效应，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3 我们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封锁消息‘，将最终’一触即发‘。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的话，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

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爆发，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为了防止中国再次出现1989年的事件，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作者向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从最高国家利益出发，主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靠经济增长能够自动地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指欺骗中央领导人）瞒下（指对社会公众隐瞒）’十分盛行，从电视上所看的是‘一派歌舞升平’，极大地掩盖了经济繁荣下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

本文研究结论来自于基本事实，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年和2002年）和各类官方或非官方组织对城市居民社会形势的问卷调查资料（见表1 ），这些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调查的对象不同，调查的问题设计不同，但是均可以比较翔实地反映老百姓的心态，还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作相关分析。此外，作者还根据近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各种计算，以便进一步分析了解社会不稳定的宏观背景。

本文分为5 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宗旨，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新的社会不稳定不公平时期。

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各类调查不同人群对社会稳定及其影响因素的看法，当前最突出的社会不稳定是：日益严重的腐败，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农民收入下降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扩大。

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研究分析理论框架，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地位影响满意程度’，为此提出了4 点基本判断，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满意，有的人则不满意。

第四部分进一步分析哪些人对自己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满意，哪些人比较满意或者很满意；社会的低收入人群、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 －2 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结果和社会含义，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政府缺乏在全社会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不能及时和主动解决公开的和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即可能出现‘倒 J’现象，就像印度尼西亚一样，持续的经济增长突然出现‘逆转’，由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动荡。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见表2 ）。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 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见表3 ）。

4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见表4 ）；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5 。腐败问题连续3 年位居榜首。党内中高级党政干部都一致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

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6 。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

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 年下降（累计下降22%）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 －4000亿元7 ；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

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 的比重在13.3-16.9%之间8 ；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 的14.5-14.9%9 。

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10，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见表5 ）11。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