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东：美国和欧洲的移民政治：限制性移民政策的因素

特普朗上台后的美国会不会实行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欧洲各国家的政府在反移民势力普遍上升的情况下是否会以及如何修正移民政策？已有的研究表明，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制度具备的四个特点决定了即使在民众普遍反对移民的政治氛围下，政府仍然持续实行较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其中，民主政体（选民政治），民族国家（nation-state）前两者对移民具有限制性作用，而宪政国家和资本主义后两者则对移民持包容态度。[①]民族国家所包含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身份的概念让民众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秉持“我们”和“他者”概念，从而总体上反对移民。选民试图利用手中的选票来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但宪政国家和资本主义两个特点又决定了政府对移民持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并且超过前面两者的力量。本文主要以美国和欧洲的例子来讨论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前两个因素对移民政策的限制性影响。

在此次整场美国总统竞选中，川普的很多言论听起来确实不像出自于一个老道的政治家口中，但他所宣扬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却拉拢了大量的美国普通民众。就像脱欧辩论中的移民问题一样，面对外来移民的涌入，美国普通民众感受更多的还是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身份方面的威胁。他们基于民族性（nationhood）和民族身份的出发点，往往对移民采取反对态度。此次多数美国民众选择川普，不难看出这些选民对其立场的支持。而川普本人在11月9日的胜选演讲中再次高举美国民族主义旗帜，主张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put America’s interest first）。

欧洲也不例外。西欧国家如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自二战后伊始的外来移民历史已经在社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南欧的新近移民移入国如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也在近十年来以来经历类似问题。2015年初开始发酵的移民/难民危机再次将移民话题推向公众讨论的焦点。长期民调显示，在上述国家中，公众对外来移民的反对态度是一个持续性的现象：大量民众认为自己国家有太多的移民（虽然移民的确切数量常常被高估）；希望政府实施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很少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处理好移民问题。[②]“欧洲晴雨表”数据显示，在1988年，37.4%的欧洲民众认为他们的国家有“太多”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这一数据在1993年达到51.6%。[③]在今年4月9日到18日欧洲议会特别要求的一份涉及移民问题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显示，28个成员国中，66%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做得不够，74%希望看到欧盟采取更多行动。[④]另一份7月11日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数据表明，在接受问卷的10个国家中，8个国家内有至少50%的公众相信“前来欧洲的难民会导致接收国内恐怖主义的增长”，50%的人还认为难民会增加接收国的负担，抢走工作和社会福利。[⑤]

当前关于移民给接受国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影响的辩论仍然深受民族身份观念的左右。对于民众反对移民的态度有两种理论解释：利益论和身份论。前者假设接收国的公民对移民的反对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那些跟外来移民在雇佣市场上直接竞争的本地人出于自身经济福利的角度出发排斥移民。后者假设反对移民的态度更多受到深层面的情感和认知倾向的影响。[⑥]对本群体的喜爱和对外来者的敌意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维护，以及对外来者的偏见。研究表明，相比于利益论，身份论更能导致反移民态度。即使在利益论方面，对社会总体经济的关心也远超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担心。[⑦]也就说，民众反对移民的初衷是将后者视为对自身文化和身份的威胁，然后才是移民对接受国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⑧]

作为选举政治体制中政府与民众中间人的政党在移民事务的立场也经历着巨大变化。首先，移民事宜本不是传统以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为分界线的主流左-右政党的政策范围。以移民为主要议题的新政治（也称后物质政党post-materialism）右派进入政坛后，逐渐成为移民事宜的“拥有者”（issue owner），以奉行民族主义和维护传统文化、价值观为人所知。如近两年来在欧洲势力急剧上升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烈的反移民立场和美国此次总统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其次，长久以来，主流左右政党之间已经达成一种默契，即将移民事宜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但近十多年来，不少西方国家的主流右派为了重新赢回被激进右派吸引的选民和左派阵营中对移民政策不满的民众的支持，在移民政策上持续右倾。英国的保守党和法国的右派便是显著的例子。比如，在此次法国总统右派初选辩论中，除了前法国总统萨科齐重演2007年关于移民融入和法国身份的讨论，另外一位候选人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也对法国身份发表见解，坚持不给予“那些不热爱法国的人以任何和解的余地”以及“跟政治伊斯兰没有理性和解”。勒梅尔呼吁法国人跟不热爱、不尊重和以殊死战斗方式反对法国文化的人战斗到底。除此，激进左派候选人让•卢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也对移民持保守立场和因发表国民身份相关言论而获得媒体广泛关注。[⑨]另外，研究表明，一些主流左派在移民事宜上也开始放弃一贯的团结、包容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支持和提议严厉的移民政策，认为“人民的家园”（the people’s home）不能无限制地为移民提供空间。[⑩]此次特普朗作为美国共和党参选者在移民问题上发表众多引起广泛争议的言论也是打破了主流党派一贯的默契。

移民问题给西方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困扰欧盟的难民/移民危机自不必说，美国此次大选中，移民问题也吸引了大量关注。笔者认为，川普的胜出实则并不意外，他在前期选举中站在美国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的立场，发表了众多与移民相关的言论，甚至不乏一些引起广泛争议的内容，但他在移民事务上的立场反而帮助他赢得了支持者，因为正如上文所说，普通民众实际上对移民持反对态度。即便如此，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并没有极大地收紧相关政策，反而是接受了更多的移民。[11]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即使选民手握选票且排斥移民，但并不代表政府最终会实行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态度上的急剧转变。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具有的宪政国家和资本主义两个特点所决定。一是宪政国家具备的法制和司法审查制度、自身确立并奉行的关于保护个人自由、平等和权利的法律限制了政府实行严格移民政策的权力。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移民作为补充劳动力被准入，工业行业联盟和利益团体对政府的游说作用往往成为对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力量，这导致政府会最终不顾普通选民的反对而采取开放的移民政策。

然而，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力量占上风的局面正在经受巨大考验。一是民粹主义势力的稳步上升。忽略和不顾民众反对意见而采取的开放移民政策在经济和移民危机等外因的作用下部分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再度兴起，形成平民与大众对决的局面。过去两三年内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在荷兰、法国、德国、英国取得的突破性成绩不可小觑。可以预言，美国大选后特普朗的上台会对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提供更多的动力。二是，如上文所说，主流政党以往对移民问题保持缄默的共识已经被打破，因此不排除政府内的主流执政党迫于压力会实行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民粹主义不可能完全消失，如何缓解矛盾和防止其进一步激化成为当下西欧国家面的巨大难题。特普朗上台后会不会如他之前所宣称的那样采取严厉的移民政策，以及欧洲各国家的政府在反移民势力普遍上升的情况下是否会修正移民政策，还要看民主政体（选民政治），民族国家二者的限制性力量和宪政国家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包容性力量双方斗争结果如何。

[①] James Hampshire,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adictions of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②] 同上，21页

[③] 同上

[④] 该数据来自欧洲议会网站，请参见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news-room/20160707STO36236/migration-crisis-74-of-europeans-want-eu-to-do-more，访问日期2016年11月9日。

[⑤] 受调查的10个国家分别为Hungary, Poland, Netherlands, Germany, Italy, Sweden, Greece, UK, France, Spain and Spain. For detailed statistics, 请参见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elections/news/europeans-fear-that-refugee-influx-raises-terror-threat/，访问日期2016年11月9日。

[⑥] 同①,23页

[⑦] John Sides and Jack Citrin, “European Opinion about Immigration: The Role of Identities, Interests and In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2007, pp.477504; 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J. Hiscox,  “Attitudes toward Highly Skilled and Low Skille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1, 2010, pp. 6184.

[⑧] Jack Citrin, D.P. Green, C. Muste, and C. Wong,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tion Reform: The Role of Economic Moti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59:3,1997, pp. 85881; Lauren M.McLaren and M. Johnson, “Resources, Group Con?ict, and Symbols: Explaining Anti-Immigration Hostility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55:4, 2007, pp. 70932.

[⑨] 请参见笔者2016年10月19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文章，“法国总统初选中的国民身份议题”，http://www.cssn.cn/zzx/yc_zzx/201610/t20161019_3240247_1.shtml

[⑩] Jonas Hinnfors, Andrea Spehar and Gregg Bucken-Knapp, "The missing factor: Why social democracy can lead to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9:4, 2012, pp. 585-603.

[11] Freeman, Gary, “Modes of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4, 1995, pp. 88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