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兵：中国的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社区发展

社区发展中城市“街道办事处”（下称“街道办”）的管理体制改革目前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一个热点。在集权体制时代，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一级管理”；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实行的是“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理论界在90年代里为了改进城市管理的效率和促进社区建设提出了“街道办”管理体制改革的3大设想：一是将“街道办”改成一级政府；二是取消“街道办”；三是维持“街道办”的派出机构性质。上海市率先提出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街道办”管理体制模式，突显“街道办”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这一作法被称为“上海模式”。其他城市政府也作了各种探索，出现了“江汉模式”、“青岛和南京模式”、武汉“百步亭模式”等。本文分析上海市“街道办”改革模式的特点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这一制度设计面临的问题，并对比其他城市的相关改革探索，进而讨论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障碍和未来出路。

一、城市社区管理改革何去何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大规模的建设和快速发展，“街道办”作为城市区级政府以下的一级管理机构，其辖地面积和人口迅速扩张，有些“街道办”的辖区几乎相当于国外的一个小城市，或国内中小城市的一个区，这使得“街道办”的管理任务日益繁重。原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处在城市基层管理第一线的“街道办”职权十分有限，对很多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无权管”，而市、区政府的职能机构则“有权管、看不见”，造成了“有能力管的无权管、有权管的无能力管”的局面。于是，城市管理显现“纵向管不到底，横向管不到边”的严重弊端。

同时，伴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基层管理上出现了很多新的领域，“街道办”的任务越来越重。例如，“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增加了“街道办”管理和服务对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各街区的老龄人口（尤其是离退休人员）显著增多，老年人口的活动空间基本上在家庭所居住的街区，这就增加了“街道办”的工作内容；改革中出现了大量失业下岗人员，需要“街道办”的关心和帮助；随着城乡社会流动加快，城市街区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他们既为街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给街区的管理带来了压力。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街道办”的职责规定显然难以应付。

不少研究者界就“街道办”管理体制的改革发表了意见[1]，争论的焦点是“街道办”是否应当成为一级政权，这些观点大致可分为3种。

第一种主张将“街道办”建成一级政府，其理由是，目前“街道办”事实上已经承担了一级政府的工作，不如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从而结束现实中“街道办”之行政于法无据的现象。赞成这一观点的人比较少，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若“街道办”明确为一级政府，则城市的社区管理就变成“三级政府、三级管理”，政府管理的纵向层次太多，不符合城市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提高效率的要求。在传统体制下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不得不承担大量与其本身定位无关的工作，并不意味着“街道办”的这种存在方式就是正常的；不改变由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现行体制，即使把“街道办”变为一级政府，实行市─区─“街道办”的三级管理体制，也仍然是“管不了、管不好”。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街道办”没有必要改为一级政府。有学者建议，可将现有的“街道办”适当合并，减少数量，扩大辖区，然后改为一级政府；同时将现有的区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负责指导、联系、监督“街道政府”。复旦大学的浦兴祖教授将这种新的“两级政府”体制称为“虚区实街”。此方案的长处在于：既可防止城市行政管理的层次过多、行政权力过于分散，又将城市基层政府下移，使之更贴近市民、贴近社区，由于“街道政府”的数量多于区政府的数量，又少于现有的“街道办”的数量，故会有更多的基层政府来有效地分担日益繁重的城区管理任务。但将“街道办”升格为一级政府需经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短期内难以实现。

第二种主张建议取消“街道办”的建制，希望藉此减少政府的管理层级，真正实现“二级政府、二级管理”。这种主张的方案之一是把区的管辖范围划小，由区政府直接指导“居民委员会”。目前中国的大城市里，市政府所辖之区数量较少，而每个区的面积和人口又非常大，有的甚至相当于一些国家的中等城市。要取消“街道办”，减少管理层级，最佳办法是适当增加区的数量，缩小区政府的管理范围，将其降为基层政府，面向居民直接管理。这种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的科学化、合理化设置符合现代城市管理高效率的要求，但长期以来区政府已习惯于担当城市管理的中间层次角色，一时难以改变。另一种方案是，不改变市区两级政府的设置，直接改革“街道办”，以社区制逐渐取而代之，建立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城市管理新体制。目前全国有很多城市（如青岛、北京、南京、武汉等）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工作。

第三种主张是维持现状、稍加调整，其理由是，将“街道办”改成一级政府，不符合国际上城市管理的规律，而目前全面取消“街道办”建制又不太现实，因此还是维持“街道办”派出机构的性质为好，但也要在职能和管理方式上作一些调整。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可以适当扩大“街道办”的权限，适度加强“街道办”的职能，但不应该把“街道办”的权限（职能）加强到“相当于一级政府”的程度；应当克服“全能政府”、“万能政府”的传统观念，突破“在政府上下级之间放权”的思维框架，将视野拓展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引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政府在承担必要的职能时，应尽可能地培植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让“街道办”在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放出来。

二、“上海模式”：“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1996年，上海市在试点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街道办”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其主要做法是：第一，逐步扩大“街道办”的管理权限，相应配套下放人、财、物的支配权；第二，在区县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与“街道办”机构对应设置的基础上，逐步明确区政府与“街道办”之间、“条”与“块”之间职责与事权的划分，努力做到统一规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由“街道办”对辖区内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工作负全面责任；第三，重组“街道办”所设机构，推进“政企、政事、政社”职能三分开，更好地发挥各类组织在社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作用；第四，探索建立“街道办”综合执法管理队伍，尤其在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容市貌、社会治安、房产物业、外来人口等方面，充分发挥联合执法和综合管理的效能，强化“街道办”的行政管理职能。同时上海市政府修订颁布了“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并先后出台了与之配套的12个政策文件。此后，很多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等也相继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实现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建立后，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推动了社区发展。它改进了“街道办”管理上的“条块协调”，在“街道办”内建立了全面对应于区政府派出机构的部门设置，实行对派出机构的双重领导。这样就形成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机构组合，克服了原有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端，对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提高城市管理效率都重大作用。这种“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有机地整合了纵向联系的行政体系和横向联系的自治组织，提高了政府整合社区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能力。“条块关系”初步理顺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事、政企、政社的分离，建立起新的社区管理框架，有利于推动社区建设、加快社区发展。

但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在概念和操作中仍然面临一些难以逾越的矛盾和问题。首先是“街道办”自身派出机构的性质与职能强化之间的矛盾。从字面上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提法只承认市、区“两级政府”，把“街道办”视为一级“管理”机构，而非一级“政府”，这一概念与现行的地方组织法没有任何相悖之处，但作为“第三级管理”的“街道办”在现实中却行使了大量的政府职能，成为实质上的一级政府。这样就导致“街道办”的角色混乱，责、权、利不统一。更重要的是，相关法律对“街道办”本身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街道办”往往难以依法行政，结果不得不大量地“以行政代替法律”或越权管理。同时，职能强化后的“街道办”既承担行政职能，又承担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其经费来自区内相关税收的返还数额，这样“街道办”势必以税收多少来考评绩效，因此其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方面，而忽视了社会管理工作。

其次，“街道办”与市、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条块关系”方面的矛盾。“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虽然初步调整了“条块关系”，但长期沿袭下来的“条条统治”依然是支配城市行政机器运转的主导思维方式，“条条”能指挥“块块”，而“块块”却监督不了“条条”，双重管理实际上发挥不了作用。按照新的制度设计，原本应该是“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条包块管”，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条管块包”。市、区政府的职能部门经常把任务推给“街道办”，但“下任务不下权”、“下事情不下钱”；于是，“街道办”承担了大量工作，却吃力不讨好，“块”上工作做好了职能部门报成果，“块”上工作不到位，板子打在“街道办”身上。

再次，“街道办”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矛盾。“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强化了“街道办”的管理职能，在社区管理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街道办”成了社区管理实质上的唯一主体，而处于“街道办”的行政领导之下的“居委会”却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主权。再加上“街道办”的财政拨款是社区服务的主要资源，因此“居委会”的社区服务活动只能以“街道办”的指示为主，而不能按照居民的自主意愿安排社会服务。结果“街道办”与社区居民之间无法形成良好的互动，社区居民对社区发展的参与热情不高。

目前，上海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完善和改革的地步。

三、其他城市关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

很多城市政府研究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上海模式”后，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因此从别的角度开展了探索。下面介绍一些这类案例。

1. 武汉市江汉区

武汉市江汉区政府探索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通过文件协议重新规范“街道办”、市及区政府职能部门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落实《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居委会”的自治权，收缩“街道办”对社区的行政控制，对“居委会”落实人事权、资金支配权和资产管理权，建立“居委会”对“街道办”的评议考核制度；另一方面，让区政府职能部门调整与社区的关系，真正做到合作协助，而不是行政部门对社区指派工作任务，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如果要到社区开展工作，应作到“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2]

2. 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社区

2001年4月，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社区建立了新的社区管理体制，不再设置“街道办”，这一新体制被概括为“一个核心、三套工作体系”，“一个核心”即“社区党工委”，“三套工作体系”即社区自治工作体系─“社区委员会”、行政事务工作体系─“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社区服务工作体系─“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党工委”是市北区党委的派出机构，是社区里多种组织的领导核心。“社区委员会”是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代表大会”的常设理事机构，由“小区居委会”、驻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推选代表，通过召开“社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设办公室和社区服务、文化教育、计划生育、人民调解、卫生环境5个委员会。“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由区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人员组成，承接社区中的行政执法、行政管理职能，负责城市管理、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民政、财税、司法、社会保障、文教卫生等行政事务。“社区服务中心”则负责社区服务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开展便民利民服务活动。这4套工作体系职责明确，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自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