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荣生：陈水扁家庭悲剧的反思

马英九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已经一年了，大陆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期盼已久的“三通”终于实现，大陆人到台湾的旅游热一浪高过一浪，陆客赴台投资的闸门也打开了。虽然，彼此间的政治心结还是很重，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危机的风险已大大减低，民间的交往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连李登辉都唱起了两岸“朋友说”，两岸关系的改变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最成功的对台事务成就。大陆老百姓对台湾发生的大小事情更是一概关心，俨然是把台湾人当成家里人、台湾事当成家里事了。马英九当选“总统”激起了大陆民众的普遍热情，对其莫名的期待折射出大陆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与向往。陈水扁全家陷入贪腐弊案，更给大陆民众以强烈震撼，不管都市还是乡村，都是议论纷纷，其间所包含的社会思考是相当复杂的，意义是重大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已经有很多，议论也相当全面。我在这里主要是想讨论陈水扁及其家族的悲剧命运所带来的启迪。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陈水扁的过去可以说是相当辉煌。他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从台南乡下的一个穷小子登上了台湾政坛的最高峰，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官，陈水扁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相当优秀的。但八年的“总统”，最高的权力，让他及其家族坠入深渊，他的家族和亲信中已经有十几个人卷进了弊案，大多都已经认罪。他的小家庭更是“全军覆没”，他和老婆、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一个都没少！儿子和儿媳不敢在台北住，搬到了南部；老婆身体每况愈下，如风中之烛；这个悲剧的最新场景是女儿不堪压力，要寻短见，连陈水扁本人都坐不住了，开始给马英九写求救信，整个“前第一家庭”凄凄惶惶，普通人平凡安适的日子对他们已经是奢望了。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政治家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家族“软着陆”，有个安全的未来？这个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这样的悲剧一直在上演。从秦始皇开始后的各个王朝，无论是哪个家族夺得天下，无论是汉朝的刘姓还是唐朝的李姓、宋朝的赵姓、明朝的朱姓，无论他们在位时是多么煊赫，自比天子，万岁万万岁，但没有一个家族不是以覆灭为结局，不是被株连九族满门斩杀就是改名更姓，四处飘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按道理说，政治人物都是人精，职业就是天天算计别人的，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家族留有未来呢？这样的事情还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外国也很多，很多有名的暴君只管自己痛快，不管他人死活，最后其家人和家族都遭遇惨痛的结局。远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惨死不说，近的就有伊拉克的萨达姆，萨达姆可以说是个政治强人，一代枭雄，有着传奇般的历史，但其遭受的充满羞辱的绞刑和子孙的惨死给我们心灵以强烈震撼，让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思。

实际上，这些人间惨剧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这些政治人物少些狂妄，少些贪婪，少些短视，顾念一点家族长久的未来，这些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人类也会少付很多的代价。在美国派陆军攻打伊拉克之前，萨达姆有很多体面收场、保全自己和家族的机会，他可以到他国政治避难或是体面流亡，或者和平交出政权，他都一概拒绝，最后导致整个伊拉克遭遇一场浩劫，多少万人惨死，国家一下子倒退几十年，巨大的伤口几年以后还流血不止，两个儿子和可爱的未成年孙子都惨死枪下！国不再是国，家不再是家，一幕活脱脱的人间悲剧！陈水扁如果见好就收，少些贪婪，在2004年大选时，不搞阴谋，或许也会有个体面的下场，扁家整个家族的荣光或许还能延续下去。

当然，历史上也不是所有政治人物的家族都没有未来，成熟的民主体制国家，政治人物及其家族的安全和体面是有良好保障的。美国和西方国家退下来的总统，仍然享有很高的荣誉，家人也受到很好的礼遇和保护。就是在威权体制转型的国家中，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通过有远见的安排，体面转身，让自己和家人都得到良好保护。俄罗斯的叶利钦就是一个代表。叶氏也是一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政治家，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家族的腐败也是如影随形，他家有一些人在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中渔利，影响很坏。叶利钦展现了他大政治家的远见和卓识，选好接班人，提前交班，换得对其家人的保护令，既避免了家人的不幸命运，也避免了国家因政权更迭遭遇可怕的挫折，可谓两全其美。

政治家不是天子也不是神灵，政治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政治只是他的职业，无论他登上什么样的宝座，都不能改变这些基本的常识。政治家的家人同样也是如此。在一些威权国家中，通过垄断性的舆论营造，把普通的政治人物无限神化，导致这些政治人物真的以为自己变成了“天之子，地之神”，欲望无限膨胀，视有限为无限，视他人为无物，最后滑进万丈深渊。如果政治人物在实施自己所谓的伟大抱负的时候，能够顾念小家的安危和长久的未来，或许会少犯很多错误，历史可以避免很多大的灾难。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设计能够很好地安排政治人物下台后的体面生活，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活也将成熟许多。

陈水扁贪腐一案的查处过程，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法治教育的过程，尤其是对政治人物的教育过程。台湾的民主转型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诞生了一个民选的政府；所有的政党都在宪法下活动；所有的媒体都享有言论自由；所有的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政府；任何人犯法都要受到处罚，连刚退职的“总统”也不除外！这些都是革命性的变化。正是这些革命性变化，使得大批今天的普通人可能变成明天的大人物。这种个人命运的喜剧性变化使得一部分人丧失自我，走向反面，陈水扁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所以制度设计时，应该重点安排一些内容，防止这一类政治人物本来合理的欲望变成贪得无厌。关于这一点，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白哲特在他的名著《英国宪法》中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说英国的贵族院――也就是上院是对下院的制衡，上院之所以可以制衡下院，就是因为上院的贵族们对金钱有着天然的警惕和淡漠，对下院这些有钱人和暴发户，有着道德上的优越感，从而使英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得以保持均衡、国家稳定，也能制约新兴力量的贪欲。转型国家中，会出现大量的暴发户，包括政治暴发户，在制度上作出适当的安排，是十分必要的。陈水扁家族之所以跌进深渊，与这方面制度的欠缺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政治人物小家庭的关注好像是小事，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实际上，政治人物小家庭的平安和繁盛直接关涉到国家的未来。如果政治制度设计不仅利于政治人物为民效力，不只是讲大道理，也利于他们常怀警惕之心，注意保护自己的同时讲一些关于小家庭幸福和未来的小道理，普通老百姓和国家的未来也许会好很多。

这也是陈水扁小家庭的悲剧给我们的启迪吧。

（来源：《领导者》杂志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