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台湾民主的超越之维

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知识界究竟能不能绕过日本与西方世界对话？我比较赞同之瑜教授关于台海问题的评论，去年下半年，与他通过E-mail往返讨论日本中国学的问题，之瑜认为，沟口雄三的中国研究与西田几多郎的观念论的思想背景是一致的，这使我颇为震惊，后来细读沟口的中国学著作，发现之瑜的见解可以成立。日本是中国吸收近代知识的源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其实也是经由日本转入中国的，我是研究近代史的，最近在读内藤湖南的唐宋分际说，发现马克思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问题也是在日本学术界先讨论起来，然后转入中国的，而日本学术界讨论亚洲近代化的课题是把中国作为比较对象或视为一体思考的。我在东京大学读外国人研究生时的老师公文俊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的《作为文明的家国社会》（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提出日本近代的家国社会是从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进化过来的观点来探讨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过程，这样的探讨方式背后仍然有马克思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影子，这时，中国是一个反面教员，日本是优等生。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写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德里克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苏联和日本学者对于亚细亚社会的讨论仍偶尔见诸文字；而中国作者对此仍然相对比较沈默，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拒绝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前揭书，页156）这里透露出的日本学者有关亚细亚社会的讨论以及转入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展开，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从二十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开始大量从日本传入中国，盛邦和先生说过：“20世纪初期日本社会理论及历史思潮波及中国，对中国史学现代化乃至文化现代化起有重大推动作用”（氏著《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家思想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99）当符合实情。我想说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观与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观有某种内在的互动，这样一种把中国与日本置于进化论观点之下的互动史观，即内藤湖南所说的“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观是怎样转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的？

黄俊杰教授在《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1）中指出了日本汉学家中国观中的三个特点：1、中国人文社会景观的二元结构，2、文化中国的家族制度的现实取向，3、儒学在文化中国之复杂角色。进而，俊杰教授指出了日本汉学家过度膨胀的“日本主体性”与“中国主体性的失落”的双重现象，这其实是沟口雄三所说的“无中国的中国研究者”的两个侧面。俊杰教授根据内藤写于甲午年的〈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指出：“内藤湖南以‘时’的进化观点，欲以日本新文明中心取代中国旧文明中心，溢于言表，而他所说‘天职’即是日本的皇道精神，我们不难想见内藤湖南日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著作，实不免这种‘天职’观念之投影。”依我看来，台湾学者感受最深的当是日帝时期的文化强制，俊杰教授讲过台湾抗日民族主义者张深切幼时的断发体验竟同明清交替之际士人所感受到的屈辱相同。

但是张深切晚年研究孔子哲学，我想，他的抗日民族主义是反抗日本霸道，也就是帝国主义，他反抗日本霸道，却能用孔子哲学去包容一个本属儒家汉化文明的日本，这与陈独秀的反日民族主义就很不同，陈独秀学习日本效法西方的霸道来“反封建”，做得比霸道日本还要过火，冯天瑜在《『封建』考论》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中指出了这个问题是一个贡献。日本是儒家汉化文明的一个载体，要日本汉学家不成为“无中国的中国研究者”当属无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作为一个全球行为者出现在世界使中国民族主义者难堪的倒不是这个事实，而是在这个事实面前不知所以然的日本国民普遍存在的蔑视中国的态度。

内藤湖南的文明中心转移论在学术上能否成立是个学术课题，也不能因这个观点转化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要求内藤史学承担本身来责任，日本在二战前对亚洲的入侵乃至殖民所留下的后遗症还远没有痊愈，但是台湾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从选择了陈水扁到重新选择国民党的这八年历程，我感到台湾人民正在超越日本帝治时期以及蒋家统治时期的负面遗产，扮演起一个在后极权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全球行为者的角色，正是这个角色使台湾能与文化中国中的儒家角色以及在日本帝国主义精神底里尚存一息的全球化愿望产生某种共鸣从而展现了一种清新可爱的面貌。历史作证：台湾人民通过这次立法委员选举把东亚大和解向前推进了一步。

台湾民主可以接受自我革新的国民党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勇于自我革新的共产党也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为人民所接受。

2008年1月14日写于杭州洞霄宫故地

之瑜教授读了上文后于1月16日1点50分回复如下：

际开兄，如果共产党不曾离开过统治地位，则人民是否接受共产党的革新，其实对共产党是否革新，并不重要，那么共产党的革新与人民接受与否也不必然相关。西方学者会据以认为共产党必须下台一次，我则会认为人民是否接受不必是观察依据。

我于1月16日晚8点30分回复如下：

之瑜教授：回复拜读，谢谢。我不是政治学家，最近郑永年著文“建设规制型国家是中国当务之急”，主张中共推行类似于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构建：21世纪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中所主张的国家构建，第一步是统合北京的中央官僚机构，这样就意味中央与地方各省以及自治区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我前几年就提出要培养地方行政主体，这并不是说，培养贯彻中央权力的地方政治主体，这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的搞法，而是要在宪法上规定省级地方行政主体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地方与中央关系法，有点类似美国的联邦宪法的味道，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的中央官僚需要做的是监督和落实世界公准的价值，如人权、环境以及打击地方的权钱联手的暴政。

我个人并不认为，共产党要下台一次才会实现自我革新，向台湾的国民党那样，当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并不是来自于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地方上以执政党的名义进行的权钱联手所造成的暴政。这个暴政的直接受害者是人民，诸如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了，城市居民要背一子的债来还住房代款，教育空洞化所造成的对下一代的文化负债等问题。

我认为后极权化与后殖民化是同步的全球化现象，而且是个全球现象，我前几年提出的东亚和解，是一个文化理念，同时也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问题。去年末，目击日本福田首相访华，我写了“东亚和解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表达了我的感受，知识界也已经开始准备，去年末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主持的“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就是动向之一，东亚和解是一个大工程，大家已经意识到面对全球化挑战，我们要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战争留给我们的伤痛，联起手来。去年底我遇到来复旦出席研讨会的村田雄二郎教授，他认为，东亚和解的阻力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民这一百年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福田来了，他向我们转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东亚人要通过“温故创新”来开拓我们自己的前路，台湾人民这次选择了国民党传达了两岸乃至东亚和解的信息。

中国本土在近代东亚的大变局中付出的代价与她从周边所得到的回报并不相称，在台湾，国民党已经脱胎换骨，在中国，共产党蒙受了过多的污名，这是很不公平的。暴力是在互动中产生的，不能只追究一方的责任。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暴者，我从台湾民主看到的希望是这根暴力之链正在断裂。我相信，和解与宽容是人民对自己前路的一种选择，可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

已故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是以文明的名义在统治，因此回归孔子的文明政治学比政党政治更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便是政党政治也要按照文明政治学的学理来推行治理，赵汀阳主张用“天下体系”取代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如果儒家的文明政治学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治理的选项，东亚儒家汉化文明的和解为世界提供的将是新的全球统合蓝图与实践。我们应该把这种可能性发掘出来，东亚儒家汉化文明中的每个人，每个地区，都可以用自己的特色为这么一个可能的全球秩序做出贡献的。台湾人民在这个月12日的立法委员选举证明中国人也有办法使权力向民意屈服的，当然这是凭借民主政治的宪政按排，这还是西方模式在东亚局部地区的运用，如果把东亚儒家汉化文明作为一个历史实体来看，这个文明整体是难于全盘照搬西方近代国家模式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经验说明，儒家汉化文明的局部地区可以用西方政党政治的模式，但是，东亚儒家汉化文明整体的一体化进程还是要用文明政治学的理念与方法，我想，这两者在不同的层面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台湾民主作为后日本殖民地的政治重建也是东亚结构民主的一环，而福建通过西岸开发区就会接触到台湾的民主模式，在福建就可以试验民主模式，人大立法香港十年后可以选举特首，广东正在加强与香港的一体化，可以预料，广东也会出现民主模式，在日本国内，琉球（冲绳县）可能进一步扩大自主，进而，德川时代藩国的认同基础可以弱化西方式的近代国家认同，与韩国、日本临近的东三省、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也会进入民主模式的浪潮，这都是在十年内可以预期的事情，台湾民主模式的意义不在于走以建立主权国家为目的的西方民族主义或国族（ethnic）民族主义之路，而在于从东亚儒家汉化文明内部走出一条民主的全球化之路。

之瑜教授于1月16日晚10点回复如下：

我总觉得国民党不是脱胎换骨，丢掉灵魂以后当然不一样，但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在里面，还是素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牵制极端行为。

假如国民党真的打开了两岸大通之路，某种文化台独将不可避免地也成为社会的需要。

我于1月17日早8点20分回复如下：

国民党把始祖归于孙中山，精神之根实在梁启超，到台湾以后，国民党要面对台湾本土的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民主的原动力在本土，这就是之瑜说的“素朴的中国传统文化”。去年末在复旦开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梅约翰（John.Makeham）教授做了题为“东亚儒学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言，对俊杰教授的东亚儒学研究项目中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发出了警戒信息，从台湾来的俊杰教授的弟子提出了反论，主持会议的张隆溪教授说，据他所知，俊杰教授搞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是容易通过台湾教育部的审批，约翰教授从旁观者清的立场，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出现解释权的争执，一直拒绝回答，东京大学的黑住真教授忍不住问道：现在东亚知识分子想用儒家的话语来促成一体化，欧洲是使用怎样的话语来促成欧盟的？

我在翻译黑住先生的这句话时，补充说了我自己在日本长期生活的体验，比如，日本人也使用汉字，却认为只是借用，日本人说中国古代的线装书是和装书（和じ），但其实指的是同一种文化类型，也就是说，约翰教授所说的解释权的问题，是西方近代主权国家的标准进入日本以后出现的，在西方式国语的概念里，汉字是没有合法地位的。我在1986年四月-1988年3月在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学研究科读硕士课程的研究中根据《春秋》中“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原则，提出了日语是汉语体系中表达感情颇为细腻的方言的观点，号与名，汉字与方言是文明政治学的双重原理，这在西方近代国家观念中是无法理解的概念，在二十世纪的东亚儒家汉化文明中，这两个原理在同一层次上发生了二者择一的冲突，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来处理的问题，如这次福田访华参拜孔庙就是使用文明政治学的话语，他在暗示，文明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次复旦“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的发案者是葛兆光教授，2007年1月29日下午，日本关西大学的陶德民教授约我去复旦听葛先生谈召开这次研讨会的构想，当时他提出的是“域外中国观”，后来在网上看到他在复旦历史系文史研究院的成立讲演中使用了“戎学”的词，这次开会则定为“从周边看中国”，葛先生在会议结束时说，使用“周边”这个词比较不容易引起误会，他是语言大师分寸掌握得很好。他的《中国思想史》讲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此，是一部开创研究新典范的力作，因此可以高屋建瓴，成功主持了这次研讨会，陶德民教授也是筹备人之一。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通过主题讲演“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提出了从像韩国与日本的周边与周边的关系也可以“看中国”的视点，香港城市大学的林学忠博士的发言主题是“近代中国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这个课题日本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学忠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对费正清的朝贡体制变容的课题提出了有别于条约体制的可能性的暗示。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孝悌研究员最后作总结时说，他自己对东亚秩序的理解还停留在费正清朝贡体制的框架内，但从相关发言来看，其复杂度远远超过费正清的框架与构想。依管见，从傅佛果与陶德民两位内藤湖南专家的发言来看，包括孝悌先生的研究在内，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模式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而内藤湖南的东亚儒家汉化文明一体的唐宋分际史观的研究典范转换已经清晰可见，可以预期，在今后一二十年之间，出席这次“从周边看中国”国际研讨会的学者与他们的学生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全球化研究典范。

我从韩东育与王青两位日本博士的发言中，受到启发，写了〈东亚和解的文化认同重建：宋恕的变法思想与日本因素〉，与东育几经论辩，反复修改，终于定稿，寄上，请批评。

文化台独也是全球地方化的应有之义，只是希望本地文化的承载者不要画地为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