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

* 拙文定稿之前，曾获得钱永祥先生评阅。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据之做了修订。对钱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一殷海光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时光荏苒，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经33年。这33年来，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面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殷先生一生奋斗所显示的精神，至今仍有重大意义。殷先生的躯体虽然已经消逝33年了；但他的精神却持续长存於天地之间。具体而言，他的精神展现於他追求的理想，以及他在追求这些理想的时候所秉持的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1）理想

殷先生服膺五四初期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常喜徵引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趋向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来说明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没有办法限制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他认为中国经过各式各样天翻地覆的革命以後，到头来益发使人知道，建立类似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宪政，以及发展建基於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的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用殷先生在他逝世之前26天，於身心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以口述方式为他的《文选》记录下来的〈自叙〉里的话说1：

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obscurantism）、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些观念，始终一贯的浸润在我这些文章里面。但是，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2）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殷先生的这些理想并不是说说就算了，他是以生命来肯定和坚持这些理想的。殷先生说：「本乎理性的认识而建立的信仰，是值得用生命去保卫的。」2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上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後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

殷先生在到台以後的岁月中，由於坚持理想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与他面对这些严峻的迫害所展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以及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和对同胞与人类的爱和关怀，在在使我们感受到一位中国自由主义者於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释出的人格素质。甚么是人格素质？用韦伯的话来说，那是来自一个人底「终极价值与其生命意义的内在关联的坚定不渝」3。

最近看到一些年青作者对於殷先生的一些（涉及别人的）激越或峻急的言论以及他对於他所不喜欢的人的态度和他在学术上并无原创贡献的事实，颇有批评。这些批评大都是有根据的。然而，我却觉得意义不大。因为殷先生的主张与坚持所蕴涵的意义，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内所产生的政治意义；何况殷先生对於他的一些「不平衡」的举止与言谈，并非没有自觉与自省。例如，他在《到奴役之路》译者〈自序〉中说4：

近四、五年来，我对海耶克教授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从他的著作和行谊里体会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处的环境之动乱，社群气氛之乖谬，文化传统之解体，君子与小人之难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颠困流离，在在使我对他虽然心向往焉，但每叹身不能至。而且，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现实情形，不是使人易於麻木，便是使人易趋激越。从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时代的我，是属於激越一类的。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觉之间将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关於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认为我应该向海耶克先生致歉。

要谈殷先生的主张与坚持的政治意义，就需先对「甚么是政治」作内部区分。许多人认为「政治」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然而，这只是中国法家式的理解。事实上，内心充斥著权力欲与虚荣心，表面看来相当得意的政客的行为背後，却是一个虚脱的心灵：内在精神的软弱与无能，使他只能用下流、疲乏、与凄凉的态度来面对「甚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5。

另外一个对於政治的理解，则是亚里斯多德式的。政治是公民参与公共领域内政治过程的行为。为甚么要参与政治过程？因为公共领域之内的问题是大家的事，有其开放性；不是在事情还没有讨论与决定之前就已经有答案了。所以，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责任感当然蕴涵独立与自主意识；如果公共事务完全由统治者决定，其後果应该由统治者来负，一般人无法独立参与政治，当然也就不存在责任问题。亚里斯多德甚至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是参与他所谓的政治；所以他说：只有比人高的神与比人低的兽，不必参与政治。

从这个观点来看，殷先生言行的意义在於：在一般人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的条件下，他受到了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具有的责任感的召唤，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为原动力，硬要参与政治过程所发挥的政治性影响。殷先生说：「唯有对民族，对国家，对当前危局抱有严重责任者，才不辞冒险犯难，据理直言，据事直陈。」6当时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唯一管道是言论领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殷先生以一个读书人扮演了近似反对党的角色。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份子对於政治避之唯恐不及，而殷先生却逆流而行，在这种情况之中，他的那些激越或峻急的言谈是可以理解的──从参与政治过程的观点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难免的。

二殷海光先生逝世以来台湾的民主发展

（1）形式上的发展

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在蒋氏政权的高压与罗织之下，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捕入狱，没过几年殷先生也被迫离开台大教职（後改为只领薪水，不准授课），居所与行动皆被监视，不久发现已患胃癌，但政府仍不准他接受哈佛的邀请出国访问与疗疾。

殷先生於1969年（不到五十整岁时）逝世之前，若要展视民主在台湾的发展前景，我想他的心情是黯淡的。他不可能想像台湾在不到33年的光景，已经变成一个没有政治犯、言论完全自由的地方。违反当时的戒严法、强行组党的民进党，於组党之後十四年就能经由总统大选取得政权──而且政权转移完全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办到的。所以，台湾的民主发展，在形式层面，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故事。

（2）实质上的问题

然而，身处这个「成功」故事之中的一般民众，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外国观察者（只从表面上）看到的、令人喜悦的「成功」所应带来的喜悦。相反，许多有识之士却对这样的「成功」的後果，深感忧虑。他们觉得经过台湾式民主的洗礼以後，社会、文化、与政治不但未能获得整合，反而似乎都要散架了！之所以如此严重，关键在於台湾民主的实质内容是非常空虚的。这种表面上、形式上的民主，我们稍一深究，就知道它在许多方面都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因此，一般民众除了已经享有民主的一些好处以外，也需承担不少犯了形式主义谬误的民主的恶果。

为甚么会如此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健康而成熟的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作为政治架构与内涵以及作为社会生活的模式，是需要基本的条件来支撑的。如果缺乏这些条件，自由的民主便无法正常地发展出来。

早在1957-58年，殷先生便在《自由中国》上大声疾呼：政府不应以「反攻大陆」为藉口来控制人民，欺骗人民，以致使「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著反民主的道路上发展」7。殷先生认为，政府大部分的措施，与其为了可行性不高的「反攻大陆」而设计，与其为了这个渺茫的目的而投入大部分资源，不如从事长治久安的基础建设。这种「真正该做的事」8乃是「从具体的积极的建设行动中求民主之实现，这样我们才不致落空。……必须全国人民以宪法为张本，善用民主方式……洗刷旧污的势力……民主运动需要教育与文化为基础。」9（在本文结束之前，我将进一步说明这些基础建设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基础建设提供支撑自由的民主的基本条件。）

遗憾的是，殷先生刚毅而清醒的声音，在那个年代非但未能对政府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惹来了当政者的厌恨。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只是蒋氏政权的门面而已。蒋氏政权是不愿改变其独裁的本质的；它自然会认为推行民主的基础建设，不但违反而且威胁到它的政治利益。事实上，殷先生对於蒋氏政权不太可能采纳他的建议，早已了然於胸：「反攻大陆」是蒋氏政权「存在的理由和政治运用的资本」10。惟其要「反攻大陆」，所以要效忠「反攻大陆」的领袖；惟其要「反攻大陆」，所以要巩固领导中心。一切压迫人民、锢蔽人民、与欺骗人民的措施都可藉「效忠最高领袖」、「巩固领导中心」而有其「正当的」理由！

然而，殷先生既然明知他的建议不太可能被采纳，而且还可能陷他与家人的安危於不利境地，当时为甚么他仍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连胡适都认为「反攻大陆」这块招牌「我们不可以去碰的」11──公开怀疑「反攻大陆」的可行性，并主张政府应把精力与资源移作在台湾从事民主的基础建设上去？

殷先生的坚持，展现了他在言论领域中的政治判断与政治行为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的意义在於，人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在他追求真、善、美或爱的过程中，虽然由於宇宙本身的缺陷与不足（包括许多人性格中的阴暗面──贪婪、嫉妒、权力欲等等12──所产生的破坏力和世间种种阴错阳差所造成的阻挠），以致使得这样的追求无法达到目的，甚至遭受挫败或死亡；但，他的追求本身却肯定了真、善、美或爱的存在，并接触到了这些「真实」的力量所蕴涵的无限与超越。因此，悲剧精神给人以崇高之感。

殷海光先生之所以「不辞冒险犯难」，坚持发表他的上述主张，认为那是他作为公民的「严重责任」，主要是因为他清楚认识到，他的主张具有持久的、人间现实的真理性、福利性、与公共性：全民的福祉系於台湾能否在现在或将来实现宪政的民主，而宪政的民主能否真的实现，则端赖全国上下能否从事民主的基础建设工作。殷先生这样的坚持，只在表面上与宇宙神话笼罩下中国传统以「三纲」为主轴的礼教社会中，义之所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相似。因为殷先生所坚持的言论，蕴涵著理性的力量，它具有政治远见与历史解释力；所以它可应用到现在、过去、与未来。这样具有理性力量的政治判断蕴涵著超越性与公共性。所以，一方面它不受现实考虑（殷先生自己自身之安危、蒋氏政权能否接受等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它超越了一家之私、一党之私、一个族群之私、一个地域之私、一个民族之私、与一个国家之私。这种政治理性的超越性，乃是宇宙中一项「真实」的力量。殷先生受到了它的召唤，因此非把他的判断在当时的公共论坛《自由中国》上发表出来不可。

根据殷先生的判断的内在逻辑，无论当时或未来，台湾如要实现宪政民主，就非极力推动民主的基础建设不可。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逻辑来解释过去和预估未来：台湾的民主发展之所以在实质意义上产生种种问题，主要是因为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建设，无论在两蒋主政时代、李登辉主政时代、或目前的陈水扁主政时代，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关注与发展。有时候，他们的政策反而是背道而驰！台湾目前的公民社会仍然停留在雏型阶段，尚无法对民主的基础建设（包括宪政结构的改革、公民文化与公民德性的养成）产生重大影响。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说，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如仍无法投入民主基础建设工作的话；那么，未来仍然难免不是一片混乱！

下面我将对两蒋、李登辉、与陈水扁主政的作风略作分析，以便说明为甚么他们对民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建设，均没有真正的关注，而且均对民主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尽管李登辉和陈水扁都曾声称，台湾已从威权体制进入了民主体制。

虽然蒋氏右派威权统治与中共左派极权统治，在党组织上都是列宁式的，但它与中共有基本的不同：（一）它没有真正的乌托邦冲动（虽然在宣传中有时夹有类似的语汇）；（二）它不会大规模动员群众（虽然它也想组织群众，有时也想动员群众；但两者都做得并不成功）。它主要的兴趣是保持自己的政权。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它无所不用其极；但它并没有──由於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的雄心所导致的「比你较为神圣的」──道德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