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失之毫厘的对台政策

2006年元旦，陈水扁发表新年祝词，悍然表示要在今年拟定“台湾新宪法”草案，明年举行“新宪公投”，“为台湾催生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此论一出，海内外舆论哗然。有的媒体称之为“黔驴技穷”，“饮鸩止渴”，可谓一语中的。

陈水扁上任近六年来，一直把“新宪公投”作为推进台独、对抗大陆的“核武器”，遇到两岸关系紧张时便用来挥舞一番，此次旧话重提，不足为怪。但今年的元旦祝词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表的，探究他为什么会重提“新宪公投”，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去年是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的党首相继来大陆访问。根据交谈的共识，我们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措施，大大缓和了两岸关系，受到台湾人民的欢迎。接着，在“三合一”的选举中，国民党又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岛内岛外发生的这两大冲击波，把陈水扁逼到了一个狭窄的死角里。要有所作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采取和解路线，推行有利于两岸人民的措施，如实现“三通”，开放两岸的旅游往来等等。这样他可以取得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但这不符合于他的台独本性。另一种选择是再次打出台独大旗，强化与大陆的对抗。这样他可以赢得台独势力的喝采，但这无异于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孤注一掷，为明智的政治家所不取。

两种选择、两种前途，究竟何去何从，陈水扁一直举棋不定。在天平的两端处于平衡状态时，只要在任何一边放上一根稻草，就足以使天平倾斜。

12月24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逝世，为天平向缓和两岸关系一边倾斜，提供了极好的契机。汪道涵去世的当天，海基会在上午10点半就致电台湾的海峡两岸基金会：“我会汪道涵会长因病不幸于12月24日在上海去世，特此通报。”海基会随即在中午前回复：“有关贵会汪会长今晨于上海病逝消息，业已转告主管机关，谨代表我方表示沉痛哀悼之意，并请转告家属节哀。”此时此刻，海协会与海基会都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这就为两岸的半官方接触，打造了良好的平台。

长期以来，两岸的官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僵局。陈水扁要无条件地进行政府对政府的谈判；我们则坚持以“一个中国”为谈判的前提。去年我们同国亲新三党进行了有成效的接触和会谈，但他们都是在野党。许多与台湾的政治生态和民众生活有关的问题，都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而政府间的谈判，却又因“一个中国”问题而成了一盘死棋。现在海协会和海基会恢复直接的联系与接触，正是两岸互动的大好机会。这两个组织既是名义上的民间组织，又具有实质上的官方背景。过去两会碍于两岸形势，任何一方都不便采取主动，难以直接沟通。现在有了为汪道涵举丧的题目，又有了函电往返的联系，已经避开了使双方难堪的局面。接下来就应该是以民间组织的身份接触谈判。这样既可以绕开“一个中国”的难题，又可以就实施“三通”、开放旅游等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陈水扁政府决定派遣去年6月接任海基会董事长的张俊雄到上海参加汪道涵的丧礼，说明他想在天平的缓和两岸关系这一头加上一根稻草。

是同意还是拒绝接待张俊雄，是对我们的对台政策的一个并不严峻的考验。我在2004年11月所写的《化解台海危机需要新思维》一文中指出：指导思想在对台政策上应当破旧立新，改变传统的来源于阶级斗争的对立思维，把思维的侧重点从独与统的对立，转到和与战的抉择上来。去年连宋访问大陆之后，我又在5月间撰文《两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认为我们在对台关系上开始实现着三个重大的转折：（一）“摆脱以主体自居、矮化台湾的惯性，采取了平等对待的友好态度，以民族友爱取代阶级斗争”；（二）“对台政策的重点，从反对台独转向为台湾人民谋利益，争取台湾人民”；（三）“摆脱了顽固势力的制约，大胆地推行适合于形势发展、有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新思维新政策”。按照这个转折，在对待张俊雄来参加丧礼的问题上，合乎逻辑的处理方式，当然是欢迎他来，并藉他来到上海的机会，就有关台湾人民利益的一些问题进行谈判，争取早日实现“三通”，开放旅游。尽管这样会使陈水扁在政治上捞到好处，但同事关台湾人民利益的“三通”等问题相比，毕竟不是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权衡利弊，如果以台湾人民利益为重的话，无疑是不应该拒绝张俊雄的。可惜，我们采取的却是拒绝的态度。先是以汪道涵的子女接受新华社访问的形式，表示因为汪道涵生前曾嘱咐丧事从简，所以不能邀请“所有好友及一些组织的代表前往吊唁”；随即由海协会于28日致函海基会，希望海基会“尊重汪会长家属的意见”。于是，两岸之间进行半官方的接触、以改善两岸关系的良好机会，就这样被放弃了。

其实，明白人一眼便能看穿这个并不高明的把戏。根据媒体的报道，30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未从简。参加的不但有国家领导人和众多的政府官员，而且台湾来的人也不少，为什么独独拒绝张俊雄呢？难道接待张俊雄来吊唁就违背了“丧事从简”的遗愿，使丧事变得“从繁”了吗？十分显然，拒绝张俊雄是因为他具有半官方的身份。但是，如果我们怀着改善两岸关系的真诚愿望，在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难以建立的情况下，不正需要利用这种半官方的渠道，来解决有关两岸人民利益的大事吗？现在处理问题的方式，说明我们没有把台湾人民的利益放在考虑问题的首位，思维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打压陈水扁政府上。这样，就把最后一根稻草投到天平的另一端，促使陈水扁向强化台独一头倾斜。虽然海协会在30日上午致函海基会，表示受汪道涵家属的委托，对海基会的慰问表示感谢，但这种于事无补的雕虫小技，远不足以挽回拒绝张俊雄所造成的影响。两天以后，陈水扁的元旦台独祝词就出笼了。

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表明，我们在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以反台独反陈水扁为重点的旧思维旧政策。为了不让陈水扁得分而舍台湾人民利益于不顾，为了报复他们拒绝陈云林去台湾而放弃有利于统一、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业，却以孩子赌气的风格来处理如此严肃的政治问题，以致错失良机，实在令人遗憾。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台政策的小小失着，带来两岸关系的新危机。这难道还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200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