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寿：近期台湾与日本关系探析

众所周知，台海两岸分隔是国共内战的产物，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缘政治，台湾问题深受亚太区域国际政治尤其是世界大国格局变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不仅影响中外关系甚至挑战国际秩序的“国际问题”。美国和日本是台湾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其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关于美国因素，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观察家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硕果累累；而对于日本，尽管关注者为数不少，但深入的学理性探讨依然寥寥无几，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程度不成正比。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政权进一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特别是谋求建立台湾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对话”，在2005年美日同盟把台海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后甚至企求建立台湾与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或“准战略伙伴关系”。惟其如此，我们不仅需要密切注意台湾与美国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动向，而且还需要未雨绸缪，筹划对策。本文拟对近期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发展状态及其观察视角略加论述并提出看法。

台湾对日本关系

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为改变所谓“台日关系的真空现象”，不仅在“外交部”而且还在“总统府”设置“对日工作小组”，研议台日FTA(自由贸易协议)及日美台三边安保对话等议题；此外，民进党中央还设置“台日友好协会”，筹组“台日政治精英会”，聚集民进党年轻“立委”，希望“结合政府与政党的力量，建立制度”，“以多元、多渠道的方式”“重新建构台日关系，强化双边政治关系”[1]。惟其如此，台日关系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供称的“桌下常握手”[2]的方式迅速发展，建立了陈水扁所自诩的“畅达的沟通管道”和“多方的沟通管道”，进入了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三十年来最好的阶段”。[3]仅以台湾对日本的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而言，2005年台日双边贸易总额超过604.2亿美元，其中台湾对日本出口约144.8亿美元，自日本进口约459.4亿美元；双边人员往来达230万人(次)，其中台湾前往日本旅客约118万人(次)，创下台湾前往日本人员交流的记录。2006年1月至8月台湾前往日本旅客超过85万人(次)，同比增加2.5%。[4]

相形之下，2005年“2+2美日安全咨商会议”将台海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以后台湾对日本关系出现的新动向虽然难以用数字计量，但其影响更为深远，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台湾地区领导人不断向日本示好，呼吁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者的角色，冀望美日在亚太地区日益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日本国内逐渐高涨的“正常化”呼声能为台海撑出另一顶“保护伞”。2005年7月陈水扁在与“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Japan）举行越洋视讯会议时表示：“今年2月19日举行的‘美日2+2安全谘商会议’首次将台海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并呼吁两岸纷争必须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充份展现国际社会对维持台海永久和平与重启两岸和平对话的高度关切。”别有用心地宣称：“中国军事野心与能力的扩张，不仅反映在对民主台湾的威胁之上，更构成对亚太、甚至全球安全与和平的共同隐忧。”同时特别向日本示好：“台湾是日本最好的朋友，我也相信日本是台湾最好的伙伴，台湾与日本绝对是最好的价值同盟，也是最好的经济同盟、最好的民主同盟以及最好的安全同盟。”甚至不惜激化中日关系：“我要呼吁日本人民，如果日本人民愈不怕中国，中国就会愈尊敬日本。希望台日两国人民能够携手合作”。[5]此后，11月陈水扁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召开前夕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专访时进一步宣称日本在亚太政治和军事领域上“能够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对付“实力逐渐强大的中国”。

进入2006年后，陈水扁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台湾愿为日本“抬桥”的“渴望”，并提出台湾与日本是所谓的“安全伙伴”和“准军事同盟”。陈水扁多次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或者接受日本新闻媒体专访时公开表示，“日本政府在‘2+2日美安全咨商会议’将台海议题正式纳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是台日关系的“重大的突破”，台湾“非常感谢”，并且“非常满意”台日双边“互动与交流”，宣称“台日两国同为东亚民主阵营的成员，双方人民都崇尚自由、爱好和平、尊重人权，台日之间不但是信念的伙伴，更是价值同盟”，期待台湾与日本之间通过“坦诚的沟通、良好的对话、理性的接触、负责任的协商”，解决“台日共同关切的严肃课题”，甚至还进一步宣称“台湾与日本不但是最好的贸易伙伴，也是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价值同盟，特别是在捍卫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台日双方可以是最好的准军事同盟”，期待日本“能够持续对台海安全表示关注”。[6]10月30日尚未真正渡过“倒扁”风暴的陈水扁通过卫星视讯和日本国会议员领袖及执政党主要领导人进行对话时系统地提出台湾对日本关系的观点，他再次感谢“经由许多人的努力，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坚持，‘2＋2日美安全谘商会议’首次将台海和平纳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宣称美国国防部公布《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明确的指出台海军事的均衡已经向中国倾斜”、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年度报告初稿也指出“中国许多先进武器系统将在2008年前后完成部署，而美国赖以抗衡的力量要到2015年才能形成，2008至2015年之间将面临一个危险的空窗期”，“这样的结论不但对台湾，也是对所有中国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台海的情势充满困难的挑战”，表示“台湾会信守承诺积极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并对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尽最大的努力，但我们更期许国际社会能够正视台海问题的本质，为开创一个更民主、更和平的世界共同奋斗”。他在赞扬“日本无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领袖”的同时，不仅强调“台日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友谊，两国人民不但为相互的文化所吸引，在经贸往来、产业合作及学术交流等方面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表示“衷心期望能够与日本共同合作，携手缔造亚太地区的经济荣景”，特别期待与日本建立战略对话，推进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日美之间有安保条约，而美国也有台湾关系法……所以，本人也要提出来，希望最好的日台合作关系应该要有战略的对话，特别是日台安保的对话。如果在日本国内也能够推动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让日本、美国和台湾的安保机制形成并建立，我相信这也是整个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甚至企求日本更加深入地介入两岸关系，“希望未来两岸关系的改善，日本能够扮演一个促进者与平衡者的角色”。[7]

其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对日本关系思维相配合，执政的民进党也提出相应的对日关系论述。2005年8月15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族群事务部主任杨长镇和国际事务部主任萧美琴等召开记者会，公布《对日关系论述》初稿；此后，12月25日，这份内部文件经修正后由日本媒体《东京新闻》、《产经新闻》、《共同社》披露，引起各界高度重视。《民进党对日关系论述》非常模糊地宣示“强调台湾主体性”和“不以中国封建主义为思考点”，“重建台日关系历史记亿”，虽然因为顾忌本省人的战争被害者以及外省人的想法而表示反对日本的“重要的政治领导者”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对台籍慰安妇与台籍日本兵进行“正式的谢罪与补偿”，但同时表示台湾“虽然(要求日本)应该深切反省，但不会持续或加强仇恨，妨碍日本在国际社会尽更大的责任”，其重点在于强调台湾与大陆立场相左，而与日本享有“共同的民主自由观”，向日本表白台湾之对日关系“重要性仅次于对美关系”，台湾将日本视为“准战略伙伴”，希望“日本应该把日台关系和日中关系分开处理，让两者同时发展”，并具体提出今后台日关系发展的目标包括：(一)以台日共有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促进东亚的和平架构；(二)修正1972年台日“断交”后受限的“政府”之间接触的现状，提升交流的层级。[8]

今年(2006年)10月，民进党主席游锡率团访日，“进行政党外交，深化台日双方的伙伴关系”，期间以《台湾的生存之道》和《东亚和平的威胁与挑战》为题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基金会发表演讲，全面表达了民进党领导层的对日关系思维。游锡别有用心地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东亚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变量，也是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能否和平共存的最大考验”，指出所谓“中国崛起对于日本与台湾的冲击”、即“中国利用庞大的市场经济力量，进而影响到日本与台湾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层面”，“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与对策。”游锡一方面对日本大唱赞歌，宣称“战后日本经历六十年的炼，已着实成为民主阵营一个成熟、可信赖的伙伴，更堪为亚洲民主国家的表率”；“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亚洲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最成功的典范”；“事实上，日本是亚洲唯一成熟的先进国家”，表示“我们相信民主的日本，也期待一个有自信的日本，我们更乐意迎接一个有意迈向‘正常国家’，有意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负起更大责任的日本”，甚至建议日本摒弃“历史包袱以及内外政治的因素”的限制，扮演“责无旁贷且无可取代的领导角色”；当然，他最后也没有忘记表示“台湾不会回避该有的责任”。[9]由此可见，民进党的对日关系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脉相承，其特点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割中日关系和台日关系，强调日本是台湾的“准战略伙伴”，而中国的崛起是台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台日“共同合作”，期待台日关系突破1972年体制而进一步强化。

其三，为适应及强化对日本关系，整合对日本工作人力，台湾当局于2005年10月成立“日本事务会”。1972年中日建立后，台湾与日本分别成立“亚东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日本交流协会”，以非政府方式处理其双边关系。在台湾方面，对日政务工作由“外交部”亚太司第一科负责，对日交涉业务及接待工作由“亚协”承担。民进党执政后大力推进对日工作，台日双边关系迅速升级，日本赴台人数日益增多，其中由台湾官方接待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日本访台人员为数可观，据统计2003年计126批、1539人，2004年增至148批、1800人，2005年年1月至10月达154批、2393人(包括国会议员100余名)[10]。因此，除在“总统府”和民进党中央设置“对日工作小组”作为咨询决策机构之外，为“整合亚太司与亚协人力，发挥最大战力”，台湾当局还在“外交部”成立“日本事务会”(“经签报府院奉核定”、“预算编列于亚太司之下”)作为日常事务机构，采取任务编组形式，设政务、秘书、文教、经济与资料四组，其中政务组由“外交部”亚太司第一科兼任，其它四组由“亚协”四组兼任；执行长由“亚协”秘书长兼任，副执行长由“亚协”副秘书长兼任。

其四，除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之外，台湾对日本的“实质外交”续有进展，尤其是官方访问频繁，军事关系升级。日本2005年3月通过3月11日至9月25日爱知博览会期间给予台湾旅客免签待遇，8月通过台湾旅客免签证特例法案，自爱知博览会结束后次日继续给予台湾旅客永久免签证待遇，9月正式给予台湾旅客永久性免签证待遇，从而为台湾具有官方背景和政治色彩的人员赴日大开方便之门，“不但大幅提升台、日两国人民旅行便利，对加强双边交流及发展实质关系，均具有非常重要之意义”[11]。2005年全年台湾赴日本旅客为创记录的118万余人(次)，2006年1月至8月达85万余人(次)，同比再增2.5%。[12]需要注意的是，混迹于普遍旅客中间的台湾政界人士大有人在，以2006年为例，4月“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前往日本访问，“基于台日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与日方政府、政党重要高层会晤，就强化台日双边实质关系交换意见”，宣称“台湾和日本面对中国军事强权是同乘一艘船，具有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两国应共同积极因应，以保障亚太地区的安定和平”[13]。6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对日本进行“例行性访问”，期间会见日本国会超党派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平沼赳夫、自民党及民主党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呼吁日本更加重视台湾的地位和提升台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