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则刚：全球化时代的政府与企业――以两岸经贸关系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地方激励因素在海峡两岸经济互动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全球化力量业已改变了政府的权力和海峡两岸经济交往中的政企关系。首先，对于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分析时应当加以区分。其次，与早期的两岸经济交往相比，台湾企业在建立全球化联盟开发大陆市场方面，扮演着更加独立的角色。最后，政治因素仍然在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发挥着关键因素。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相互交织，为考察全球化时代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料。由于将自身经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的自主性企业团体的崛起，早期有关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government）的分析模型{1}已不再适用。政府的管制能力也因此而被削弱。可以看到，台湾和中国大陆为适应新的形势，都在采用新的政策模式。

本文的考察范围有五项，一是海峡两岸经济互动中政府和企业关系的一般框架；二是台湾和各国企业拓展中国大陆市场的共同努力；三是台湾的全球化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过程；四是海峡两岸的最高当局、地方政府和准政府机构为顺应全球化力量所做的努力；最后，鉴于两岸关系有着高度政治化的特点，两岸的最高当局直接和间接的政治干预是如何使这一关系复杂化的。

一、分析框架

Sean O‘Rian以爱尔兰为例，阐述了一种政府成功发挥作用的新类型。他认为，爱尔兰政府在协调国内和全球网络的关系时采取的方式，明显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他把后者称为“官僚发展型国家”（bureau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s ），其特点是政府的自主权，这种权力因政府部门的协调一致以及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中选拔“全国第一”的做法而得到加强。他指出，由于亚洲各地的企业与国际商业伙伴的利益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将部分生产置于国外，企业与官僚发展型国家之间的联盟正在动摇。

O ‘Rian所谓的“灵活的发展型国家”，如爱尔兰的情况所示，采用了两种新战略。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灵活的发展型国家”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入资本流，以此建立国内的生产和创新网络；政府同时也培育本土创新网络，然后鼓励它们国际化。这两个战略的作用是让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接轨，以此促进国内产业的转型、积累和发展。{2}

Linda Weiss 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大气候下，政府应当促进各种形式的公共―私人“创新联盟”，使其成为获取、改进和扩散技术的平台。{3}Ulrich Beck指出，整个全球化过程引发了一种“企业有组织的免责能力”。它拥有流动性和全球网络的优势，能够通过挑动政府之间的竞争削弱单个政府的势力。{4}Ronen Palan主张，政府在面对这一挑战时不应退缩，而应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尤其是对付企业界变本加厉的要求的能力。原则上讲，各国对全球化力量的反应大致相同，它们不得不争相为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一揽子立法制度。{5}

同时，全球化依然是一种被特定地区所“包容”的现象。正如Saskia Sassen 所指出的，全球化过程是由当地的约束条件构建的，比如当地的劳动力构成、它的工作文化和现有的政治文化。经济全球化过程形成了各种具体的生产综合体，它们受到特定地区条件的制约。{6}

如上所述，全球化以及政府应付自主性公司活动的努力，业已成为挑战发展型国家模式这一早期形式的主要动力。这一点在两岸经贸关系中是显而易见的。

二、全球劳动分工与大陆的台资：以计算机设计和制造业为例

台湾在大陆的资本和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劳动分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充分利用了海峡两岸的比较优势提高经济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鞋业，还是像笔记本电脑生产这样的高技术产业，情况都是如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纯粹“台湾企业”的身份已经变得难以辨认。很多企业注册为外国公司或投资公司。现在它们都在从事着真正的国际运营和供应活动。政府继续采用控制国内经济的有限手段去管制企业的战略联盟，已是捉襟见肘。

关于台湾企业的全球经营及其在拓展大陆市场方面与跨国公司的联盟，广达电脑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广达一直是戴尔、康柏、Gateway 、苹果、IBM 、索尼、夏普等跨国品牌的承包商。广达的品牌在电脑用户中默默无闻，但它在2001年超过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在2003年装运的3760万台笔记本电脑中，有930万台是由广达制造，几乎占到全球总产量的25%.{7}

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电脑巨头竞争，台湾企业家必须适应笔记本电脑产业的快速变化和更短的生产周期。通常的情况是，美国的品牌公司向台湾制造商提供线路图，说明产品细节和功能，台方负责提供技术设想，然后进行制造并交付成品。品牌公司通过与台湾合伙人之间高度互动性的共同开发过程，6―9个月内就能拿到一款新笔记本电脑的样品。

台湾笔记本电脑设计能力的提高，使这种国际联盟具有相互依赖性。戴尔采取的策略是，让为它供货的生产商相互竞争。{8}鉴于这种关系的危险性，台湾笔记本电脑生产商一直努力降低过度依赖的风险。例如，广达同时为全世界9到10个主要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加工产品。从2003年末开始，广达也开始为中国大陆的联想公司加工产品，并成为它的主要伙伴之一。{9}基于激烈的竞争导致利润微薄这一事实，广达决定使其生产多样化，开发新市场，如液晶电视。根据广达的经营计划，非电脑产品在2004年至少要占到总产量的四分之一。{10}

由于海峡两岸紧张的政治局势，IT产业的跨国公司试图在与台湾合伙人打交道时保持灵活性。台湾不同意跟大陆直接通航，因此戴尔驻台湾的国际业务官员无法对大陆的生产进行有效监控，而大陆的专业人员在台湾也面临工资和就业保护方面的歧视。不过戴尔的战略家在大中国区域不偏向任何一方。2001年，戴尔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一年后，戴尔对它在中国的研究开发能力进行重组，并强化了台湾的研发中心。戴尔在大陆的研发中心负责开发低端PC和软件，台湾的研发中心则负责笔记本电脑和个人数码辅助产品的开发。{11}

从台湾方面看，为了降低成本、加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其国际生产网络，台湾的PC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加工转移到大陆。迁址和到大陆开展业务的决定，常常是由国际品牌公司和台湾承包商共同做出的。实际上，大多数台湾的IT大制造商都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上游供应商的网络。处在这个供应链上的大多数台湾PC零部件供应商也有相同的情况。

过去，“中国台湾制造”多见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世界最大的鞋类制造商（台湾宝成公司）和耐克公司在运动鞋生产上的联盟。今天，台湾的PC制造商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联盟，也在海峡两岸的IT产业中形成了同样的格局，它们多集中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过去的几年里，台湾企业为中国大陆的全球IT市场份额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广达在2003年运走的笔记本电脑中，有70%（560万件）来自它设在上海的工厂，而在2002年这一数字只有25%.{12}2003年，台湾制造商在中国大陆生产了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而台湾制造商在全球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总数为2500万台。{13}

广达是台湾企业尝试在海峡两岸进行劳动分工的一个典型案例。台湾IT企业为获得尖端技术的优势，与跨国公司结成各种联盟以提升研发能力。台湾当局为了在全球网络中取得竞争优势，也别无选择，只能从金融等方面鼓励这种联盟，协助台湾企业界改善全球竞争力，强化岛内的研发能力。

三、从“全球企业”到“中国企业”：台湾IT公司在大陆的本土化

大陆的台湾IT企业已不再具有纯粹的“台湾”性质，而是成为“混血儿”。大陆方面甚至把这些混血的台湾企业视为样板公司。下文讨论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技术、人力资源和政企关系方面的本土化过程，是台湾的全球化企业目前努力摆脱台湾当局管制的一种重要表现。

2000年4月成立的中芯国际坐落于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一家拥有14.6亿美元资产的台湾半导体公司。为了避免台北可能的干预，它注册为一家美国公司。它这样做不无道理。台湾当局在企业界的压力下，于2002年本着“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原则，最终放松了对半导体产业投资大陆的限制，但只允许台湾企业在大陆建立三个硅晶片铸造车间，技术水平也被限制在8英寸晶片以下。此外，凡是在大陆投资8英寸晶片生产项目的人，也必须在台湾上马一个12英寸晶片的新投资项目。不允许台湾半导体企业在大陆投资尖端半导体技术项目，但允许向中国大陆出口不太先进的0.25微米微电路技术。中芯具有“美国公司”的身份，所以它能在中国采用0.13微米的微生产技术，把其他台湾竞争对手甩在了后面。此外，通过与其他国际IT巨头的战略结盟，中芯国际已经成为一家跨国公司。

中芯国际还计划将雇员政策本土化，吸引和培训当地的专业人员。管理层的许多台湾高级工程师已被大陆工程师所取代。用不了几年，控制核心管理团队的很可能是大陆而不是台湾的IT精英。{14}为了扩展业务和在大陆站稳脚跟，中芯国际还为当地大学生和研究生，尤其是IC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见习机会。如果情况正常，这些当地的“种子”可以在中芯国际团队的监督下，获得完成硕士或博士论文的机会。

除了上海的基地和天津的新建设施外，中芯国际还在北京建立了生产基地。北京的项目旨在加强公司的政治和商业网络，为招收北京一流大学的高素质毕业生提供方便。这项计划打算充实上海和北京两个重要的IT基地，同时确保公司的经营不会出现政治问题。

在中国大陆，政府能力是从中央政府扩展到沿海地区。如今，广东省和上海市政府在满足外国投资者的经济需要方面扮演着仅次于国家的关键角色。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很多市政府也加强了自己的研发能力，与中芯国际结成联盟，提高当地IT部门的竞争力。例如，深圳的国家级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是有关政府机构在2001年12月批准的七个基地之一，于2003年4月开始运行。中芯国际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发展契机一直同这种地方背景有关。

四、政府动机、地方政府与准政府机构

台湾企业在拓展大陆市场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全球化和本土化战略，面对这一事实，台湾当局不得不突破传统的管制方式，对其管理海峡两岸经济的角色加以调整。如前所述，主张向发展型国家转变的人强调，政府应当促进国际联盟以获得全球竞争力。这类政府行动致力于公共部门和私有企业之间的联盟，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研发条件，为私有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帮助。

台湾“经济部”的一项计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打算加强台湾的研发能力，在海峡两岸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形成全面分工。台湾“经济部”计划支出1000亿新台币（合29亿美元），五年内在台湾建立六个研发群。这一项目旨在以这些研发群为基础，促进高技术产业中心的形成。“经济部”预计，到2006年至少有30个跨国企业在台湾开设区域性研究中心并与当地企业组成研发团队。“经济部”、当地企业和跨国企业已共同组织了15个研发联盟，并计划到2006年再成立60个类似的联盟。{15}“经济部”计划采用减税、研发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措施，鼓励外国和本地企业建立研发中心。{16}

广达为强化它在台湾的设计能力，向台湾当局提出了支持其研发活动的申请。广达需要100英亩土地建新厂。负责寻找地皮的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已在桃源找到一块地。{17}

通过公共部门和私有企业之间的联盟提高研发能力的另一事例是鸿海（Hon Hai ）在台北县的项目。鸿海案例的重要性在于，从中可以看到当局试图让主要供应能力留在台湾。鸿海是最早到中国大陆淘金的台湾主要电子制造商之一。据估计，目前鸿海90%的净利润来自于它在中国大陆的经营。2003年上半年，鸿海的税后收入达到100亿新台币，其中67%来自它在中国大陆的工厂。{18}让鸿海的总部和研发留在台湾，是台湾当局需要采取的战略。

2003年，鸿海决定将新的全球经营总部和研发中心一起建在台北县，但是它与地方官员的协商却以失败告终。当时鸿海打算缩减甚至取消计划。由于“经济部”的强力支持，在台北县建立科学园的计划终于启动。双方的妥协使“经济部”和台北县避免了鸿海撤走所带来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