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道：台湾公民社会印象记

2005年3月，受台湾法鼓山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团一行12人先后参观和访问了台湾的法鼓山佛教基地、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等文化机构。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在短短一周时间里，我最感振奋和难忘的是台湾的公民社会。

环保领域中的公民精神

台湾是一座绿岛，森林覆盖率高达52%。这不仅因为台湾当局对于森林有周密而切实的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具有非常自觉的环保意识。只有这些制度和理念在公民社会中生根发芽，它才会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后劲。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在我们的下榻处，我注意到备用毛巾的标签上写着几行字：“为爱护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为爱护自己，本毛巾无化学添加剂；本毛巾为天然棉纱织成，因含有少许棉籽油和棉籽壳，故色泽微黄，属正常自然现象，使用后将会越洗越白，越洗越软。感恩厂商×××提供此天然产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随手作环保。”

而当我出去要坐电梯时，却发现电梯开关处有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依据统计数据，电梯每启动一次需耗费30元成本。为了节省资源，如果你的体力许可，烦请多走楼梯代替搭乘电梯，多走楼梯有益身体健康喔。”在这样入情入理的提醒面前，我当然是走楼梯了。

第二天我们参观法鼓山时，看到许多移植的树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移植一株这样的树需要花几万台币，比重新栽植的费用高多了。但是如果不移植，那些树木就会在建房的时候被毁灭。移植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保护树的生命。这种超越了功利的环保观念，在大陆学界的确不常听到。

如此高度重视环保的细节在台湾有很多。在书店买书的时候，如果你不主动要，服务员一般不会主动给你袋子的；而袋子都是纸质的，绝不会是塑料袋。一般商店里都会张贴告示：“配合政府政令，请尽量自备环保手提袋。”不管是在高级饭店还是陋巷的小饭馆，用的都是消毒后可再使用的筷子，而不是一次性木筷。

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这样的宣传句：“您每天只要一个环保小动作，就可拯救一个热带雨林。”回收的废纸也是要分类的，B4纸放在一个地方，其他的纸放在一个地方，不可混淆。据管理人员说，大家基本上都能正确地分类处理废纸。连废纸都要分类，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说了。台北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很多，绝对不会给你随手一扔的大好机会。

令人感慨的是，这些保护环境的举动，几乎都是出自台湾公民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自觉意识。没有强制、功利，也没有沾沾自喜的“做好事”意识，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在台湾，爱护环境、节约资源、优化生态，不仅仅是公民的一种义务，更是公民的一种权利。

政治领域中的公民参与

长期以来我对台湾民主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新闻联播中台湾立法委员抢夺话筒甚至拳脚相加的画面，以及揭露台湾民主进程阴暗面的电影《黑金》。在台湾接触了很多民众，才发现台湾的民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虚伪、恶劣，它是台湾社会基本的政治生态环境。

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实行的是威权主义体制，这种体制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下来。在蒋经国执政后期，由于民主化浪潮的压力，也由于蒋经国本人的开明和睿智，台湾渐渐向民主体制过渡。蒋经国先生在其执政晚期进行了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互通信息等许多有利于台湾民主化和两岸和平统一的事业，从而成为台湾的“民主之父”。其后继者先后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取消“阴谋内乱罪”及“言论内乱罪”，开放言论监督。1994年，台湾每人一票直选“省长”。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2000年的5月20日，非国民党籍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从此以后，不管是谁执政，都不能也不敢开民主化的历史倒车，陈水扁也不例外。

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认同民主，不允许别人玷污民主。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在“枪击案”中连任后，不满此次大选舞弊的台湾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充分表达了对于陈水扁戏弄民主这一做法的不满和愤慨，这就是著名的“319大游行”。陪同我们参观访问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行政组主任吴锦漳先生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但是在那次游行中他却冲在最前面。他说自己之所以参加那次游行就是不愿意看到台湾的民主被少数人任意玩弄和践踏。在台湾，任何党派在实现自己党的意志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台湾已经是个民主社会这一基本事实。平心而论，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民主化的代价可能是最低的。一个长期对台湾人民专政的党被人民以自己的选票赶下了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内战、分裂、政变，也没有经济大衰退，这种和平的民主化进程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它充分说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论断，的确是高瞻远瞩的重要思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是有能力有勇气也有智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的。

台湾社会中的公民人格

尽管台湾的民主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它的发展初期也有过黑金政治的烙印，但是它毕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在踉踉跄跄的民主化进程中，台湾告别了“党国体制”和“强人政治”，台湾老百姓也在民主制度中养成了自由独立的公民人格。我们在台湾遇到了很多这种具有公民人格的普通民众。

古武南先生是北浦客家小镇的一名导游，他说自己曾给许多台湾高官导游，也拒绝过给许多台湾高官导游。他说：“做不做导游是我的自由和爱好，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他在当地很有威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他是双方都信得过的调解员，“但是从不收费。”他的话语之间总是充满了自信的调侃和轻松的玩笑，“我们的县长对我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离不开我这个义务调解员，恨的是我常常直言不讳批评现政府种种不得民心的措施。”

当然，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一些台湾人，用一名随行者的话说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优越感。比如我们在台湾买东西或吃饭的时候，总会被问道“北京有没有百货公司”、“你们的啤酒为什么不冰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第一是由于台湾当局的歪曲宣传和蒙蔽。为了杜绝台湾人民真实了解大陆的实际情况和对台政策，台湾当局竟然动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得台湾无法接收大陆的电视节目。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优越感的确是有理由的。台湾的人均GNP在1992年就突破了1万美元。陪同我们的吴主任很自豪地说，“我们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是他们看我们脸色，不是我们看他们的脸色。”

台湾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不仅与台湾社会民主制度的确立有关，也与民主意识的普及有关。这种民主意识可以从以下的一件小事中看出来。法鼓山的师姐们告诉我们，法鼓山为了扩建而征地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原因是台湾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府无权征地。社会组织如果用地，必须自己挨家挨户地去与土地所有者谈判。可想而知，交易成本是不会小的。师姐们说，即使这样很麻烦，但是他们也很乐意去做，因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鼓山是台湾佛教界的四大山头之一，在台湾有着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他们却很自觉地履行一个公民社团的义务，避免了所谓“拆迁问题”的发生。

访问台湾大学的时候，我们听到最多的名字就是傅斯年，其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在1948年到1950年担任台大校长期间，不遗余力地维护学术的独立与自由。这个人担任过“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创办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别立新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先后炮轰掉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而被人们称为“傅大炮”，他敢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反抗国民党的联保制度从而维护了台湾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傅斯年曾经过说：“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这种自由办学、学术独立的原则使台大与老北大在风气上甚是切合。而且他总是能从蒋介石那里弄来办学的经费，他对于这一点也是很自豪的。

傅斯年先生也有几句名言足以流传千古，一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二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三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五是“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单从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个铁骨铮铮、直道而行的君子形象。

台湾的自由民主事业先驱，殷海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大陆的顾准一样，都在深入进行着关于弘扬自由、鞭挞专制的思想活动。他是五六十年代台湾岛上最负盛名的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的心血所凝结的学理层面的自由民主理论，对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的多元文化

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的必然表现，台湾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美丽的台湾岛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就像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各展丰姿、竞相开放。

我们在台湾的短短几天，深深感觉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以前看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纳闷他为什么执意要用繁体字排版；钱先生说得好，“我的书必须用繁体来读；喜欢简体的人，我的书不读也罢”。台湾至今还保留着繁体字。在台湾的一些公共场合，总能看到一些令人回味无穷的句子，例如：“习惯反省，容易看到真相；凡事严谨，容易活得自在”、“智能可在孤独中培养，品德须在人际中修养”。这些句子中无不包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也很大。教育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访问的台湾大学、中研院等学术单位，国际交流非常频繁和广泛，他们的学术管理和学术体制也与大陆有很大不同而与西方的体制更为接近。台湾的中研院院士中，文科院士占有非常大的比率，而这种院士制度在大陆只在建国初期存在过（当时称为学部委员），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两院院士中基本上都是理工科人士，稍有文科背景的院士也是经济管理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出身，人文学科背景的院士基本没有。

有的人认为，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民族文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需要特别保护。台湾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国际化的程度高不一定就要导致民族化的程度低，反之亦然。只要是好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世界的还是民族的，我们都要虚怀若谷地接受。以民族化抵挡全球化或者以全球化消解民族化，都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台湾的宗教文化充分体现了多元主义的特点。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台湾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间，除此以外，道教的各个支派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信仰系统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各种宗教信仰之所以并行不悖，是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台湾当局并没有也没有权力去扶植某种宗教或者打压某种宗教，政府本身也没有拿自己的政治信仰去整合台湾社会的宗教信仰。在台湾，以前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早已不能作为人民的信仰存在了，台湾人民最终选择了具有超验性的宗教信仰而摒弃了政治教条。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佛教，据说台湾信教人口中信仰佛教的人占70%以上。

而台湾的佛教又有不同的派别，素有“四大山头、九大门派”之说。他们的活动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以弘法为主，如法鼓山；有的以救济为重点，如慈济。“四大山头”之一法鼓山的创始人圣严法师著作等身、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他亲手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大学和法鼓山佛教基地，并在1999年发起了蔚为大观的“心五四运动”。心五四运动包括“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这五个“四项基本要求”。四安指的是安心、安身、安家、安业；四要指的是需要、想要、能要、该要；四它指的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四感指的是感恩、感谢、感化、感动；四福指的是知福、惜福、培福、种福。“心五四运动”不仅在台湾而且在海内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它配合着法鼓山的“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这一宗旨，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种“与人为善”的伟大事业。

和平统一祖国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证明，中国人的民族性并非是与现代性无缘的民族性；中国人能够过民主的生活，能作为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人类确有普适价值的存在，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与和谐等。这些普适价值尽管带有不同民族的不同色彩，但是本质是相通的。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以某种价值最初发生于西方或者它带有某种西方形式而将这种价值说成是“地方性知识”，这种说法实质上是摒自己于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范畴之外。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民族性与西方的文明成果不相容为借口而拒绝接纳人类的文明成果。民主制度的确立、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台湾公民社会之所以比较发达的原因。（南方窗）